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全球知识界迎来了纪念马克思的文化热潮。然而在隆重纪念之余，我们还应思考：究竟是什么理论品质和精神力量使得“马克思”这一思想形象能够在各大历史节点不断“再现”与“重生”，又是什么使得“马克思”能够在一个个时髦热点逐渐冷却之后，还能持续“在场”，葆有其恒久的影响力与生命力？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地可以从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获得。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与复杂内涵。由此，《资本论》关于人类文明的历史方位与发展趋向的深刻洞见也日益彰显其鲜活阐释力与现实生命力。与《资本论》展开多维度的持续对话，是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的关键路径。“对话《资本论》”具有多个维度、多个层面的聚焦点，蕴含着丰富的时代意义。

　　第一，我们与作为经典著作的《资本论》进行对话。《资本论》无可取代的经典地位本身依赖于思想的对话。《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这不仅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思想，而且还是阐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文本依据，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科及相关学科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资本论》及其手稿阐明了资本自我扬弃、内在超越的辩证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历史命运，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因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主要文本基础。学界对《资本论》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有待深化研究者与经典的开放性对话，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本质内涵与发展形式、“资本逻辑”自我扬弃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亟待进一步对接经典理论与现实境遇。

　　客观地讲，新的时代条件激活了经典著作研究的时代性问题意识，使得我们与《资本论》的对话成为可能。原著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文献梳理考证或个别社会问题、时髦热点的牵强比附，而要发掘时代的根本问题，将其提升到哲学问题的高度，并以此来激活《资本论》及其手稿。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高峰的来临，使得21世纪的全球境遇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接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讨论的抽象意义上的“纯粹资本主义”，这就需要我们在思想具体中关注现实具体。相应地，21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发展方向和现实道路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要积极抓住根本性的时代问题，用问题激活经典著作研究，发挥经典著作的现实穿透力。当前，我们应以《资本论》研究为基本内容，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境遇中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为核心线索，探究资本逻辑中内含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可见，“对话《资本论》”尤其要激活这部经典著作内生的开放性与生产性。《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中“资本册”之“资本一般篇”的系统展开，并未完成对其他五册内容的建构。这一经典的未完成性，恰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的开放性与生成性，亟须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推进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总体再现其过程。

　　第二，围绕《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学者之间展开了跨学科对话。只有通过跨学科对话，才能有效反思各自的学科界限，凝聚跨学科视野，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资本论》的当代研究，应当突破“过度思辨化”与“过度实证化”的二元对峙，扬弃哲学学科、经济学学科与政治学学科之间的过度分化与画地为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本已具有的“超学科”视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建构。

　　只有通过跨学科对话，才能推进学科的范式转换，突破原有范式的视域局限，开启更能切中时代问题的新范式。这种范式转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支撑性、基础性学科的传统划分，《资本论》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主要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全面进入《资本论》领域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与学科界限的突破。20世纪末以来，《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勃兴，并非是研究热点的偶然变化与快速更迭，而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借助成熟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的问题域，走出“实践主体性”的原有范式，逐步形成“资本逻辑批判”的新范式。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现实逻辑来看，这一研究的新范式都会激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生命力与创新潜能。在当前学科间普遍交融和常态竞争的趋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应当对自己的学科特质有充分的自觉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势既不在于纯粹思辨也不在于经验实证，而是确立融合了“思辨”与“实证”的总体性思维。因而，它既不能跟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亦步亦趋，钻研纯粹的思辨问题，也不能跟在社会科学后面，片面追求实证化和应用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坚持和发展自身的独特优势，将历史性与实践感融汇到总体性辩证法之中。而这种扬弃思辨与实证二元对峙的总体性思维正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达到了理论高峰。可见，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创新发展，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客观要求，推进《资本论》研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以《资本论》为理论中介，理论研究者与其所处的时代进行对话。21世纪全球发展的新形势与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再一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资本论》原理的科学性与生命力。在新的时代境遇中，《资本论》仍然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现时代的历史方位、基本矛盾与发展趋势，切中时代问题，提升时代精神，彰显时代意义。

　　当前，我们应当聚焦于全球资本的最新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的当代形式，以资本逻辑批判引导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建构，阐明《资本论》基本原理在当代的新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复杂而多样的表现形式，但是无论如何发展变化，其本质始终是《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即资本逻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发展，说到底还是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媒介技术的兴起、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生产机制转型、资本的弹性生产与灵活积累、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等生产方式具体形态的最新变化，都将资本主义社会推向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生产方式具体形态的变化，资本的存在形态也发生着深刻变化，资本的物化存在超越了传统的实体形态，走向虚拟化、信息化、景观化和符号化形态。相应地，资本增殖过程中，“非物质劳动”相对于“物质劳动”的地位作用也日益凸显。由此，资本的“物化”和“外观化”不断增强与深化，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渗透和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外延型形式吸纳持续发展为内涵型实质吸纳，并形成无所不在的“生命权力”。尽管资本的当代形态千变万化，但仍未改变其本质：以剩余价值生产为核心的特定生产关系体现在“社会的物”上。从表面上看，资本存在形态的新变化日益远离《资本论》第一卷所揭示的产业资本的本质逻辑，但在实质上，却日益接近了《资本论》第三卷所再现的虚拟资本的表象形式。资本主义越是发展，越是走向晚期阶段，就越是验证了《资本论》一至三卷的总体发展趋势。《资本论》再现的资本逻辑的核心内容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即价值增殖支配劳动过程。从第一卷到第三卷，资本本身发生了一系列转化形式：第一卷中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到第二卷中转化为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社会总资本，再到第三卷中独立化为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上述资本的运动轨迹与形式变换表明，一方面，价值增殖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日益发展为一种在表象上力图超越劳动过程、摆脱使用价值生产的资本抽象化虚拟化趋势；然而另一方面，价值增殖又始终无法真正摆脱劳动过程这个物质载体的制约，使用价值生产的发展始终构成了价值增殖难以逾越的基础和界限，高度虚拟化的资本不断冲撞使用价值生产与消费的极限，便会引发周期性的“危机”。要言之，无论如何在表象层面上发生抽象化和虚拟化，资本逻辑始终是自我限制、自我否定、不断内生出自身“大限”的逻辑。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待“资本逻辑”不能只进行批判不展开建构，而是要彰显“资本逻辑”批判内含的社会主义建构指向。资本自我扬弃、内在超越的逻辑，为社会主义从当下向未来的发展孕育了各种物质基础、生成机制与过渡形式。资本主义发生变化的同时，社会主义力量也在发生深刻变革。现实问题研究必须聚焦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特别是中国道路如何借助资本主义因素来发展自身，从现实的中国特殊性中生成出可能的世界普遍性的问题。研究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境遇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分析，尤其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历史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间复杂关系的把握。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发展，我们应当着力发掘基本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对接点、激活点，进一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综上，“对话《资本论》”的根本旨趣在于，我们要不断激活和推进《资本论》对新的时代的开放式再现，实现对话与思想的创造性增殖，由此实现文本文献、思想史、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四位一体”的综合性研究，融政治经济学、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一体的整体性阐释。“对话《资本论》”必将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合理构建，有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视野与当代生命力，有助于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对话《资本论》”的目的不仅仅是撰写21世纪的资本论，更高的目的应该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来扬弃资本，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中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贡献。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2XNJ013）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