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潇潇 王海锋:经济变革中的哲学问题及其研究路径
2017年09月28日 08: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8日第1302期 作者:李潇潇 王海锋

  马克思哲学本质上具有批判性品格和现实性品格。在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道路探索中,我们不仅关注和充分发挥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品格,而且在面向中国问题中也强化了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要形成由批判性品格和现实性品格综合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品格,让学术研究不断满足时代的要求,在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乃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当中,为世界阐发新的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

  在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旗帜和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的历史新时期,紧扣时代的主题,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创新的逻辑演进史,总结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将时代中的问题凝练为哲学中的问题,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推进中国哲学当代形态构建的时代要求和理论责任。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第十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9月2—3日在上海举行。来自国内各主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50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围绕“经济变革中的哲学问题”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与世界观建构

  政治经济学批判史的梳理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必要的学术环节。近几年,学界展开了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包括从哲学角度所作的批判,但要是脱离了对学术批判史的梳理,那就很难判断这种批判是否具有学术的合法性。再加上对“经济”的整体性已在实存状态上进行当代中国实践经验的解读,在学术上就更应该加强思想史的研究。

  应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思想的内核,这种批判不仅具有经济学的价值,而且具有哲学与政治学的意义,这要求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时,需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内在地沟通起来,真正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不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政治学意义,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更无法真正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的思想。而实际上,这一指向所预示的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的完整建构。

  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乔瑞金认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政治经济学则是关于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然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时,恩格斯在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中,明确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看作是“新的科学的世界观”。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其实并没有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重视,因此,一百多年以来,政治经济学基本来说一直在哲学理解的范围之外,至少没有纳入哲学的话语和体系之中。在我们看来,这种隔离不仅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空洞和缺乏对根本性的现实问题的关怀,而且从实质上影响了它的发展和功能的发挥。因此,应该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为基础,基于恩格斯的基本看法和解释,探求何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是“新的世界观”,以此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改造世界”的学问,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当是重要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伟大意义在于完成了对整个历史科学的科学认识,形成了正确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同时来指导现实的改造世界的活动。这一点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同样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的本质特征。恩格斯认为,“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尤其具有方法论意义。他认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这个方法的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这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既有本体论的意义,也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这就形成了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也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存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中。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仰海峰论及《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时说到,《资本论》从总体上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构型。在日常生活层面,商品交换使人进入一个形式化、结构化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在社会结构层面,资本逻辑的展开呈现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式化、结构化特征;而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的结构化运转,使得社会意识主要体现为拜物教意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构型的批判分析,为我们理解资本逻辑的运行与人的社会存在状况,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从资本逻辑入手重新讨论马克思的哲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马克思以资本逻辑为内核,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社会运行方式与意识进行了总体化的分析。在这个分析中,马克思关注的是它们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从而真正展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以及资本逻辑结构化引起的全面转型。

  在这些讨论中,重要的不是外在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隐形的关系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这种隐形的关系起着主导一切的作用,这一关系像一个不断扩大的螺旋,将一切吸纳于自身中,使一切都成为资本逻辑结构化的要素。可以说,这一模型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模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就是要透视这一模型的运行方式及其后果,从资本逻辑的内部展现打破这一逻辑的力量,这是《资本论》研究中尚未充分展开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需要从《资本论》走向当代,以马克思的方式面对当代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这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隽鸿飞谈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形成中的基础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基本框架的厘清。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不是要建构一个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体系,而是对市民社会及其内在矛盾的揭示,进而寻求解决国家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个人与共同体的人的分裂和对立,以实现人类解放的目的。因此,马克思始终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本质揭示,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物的运动背后所掩盖下的人的活动的规律,从而拟定了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框架。

  在对《手稿》的讨论中,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卜祥记认为,在《手稿》中,全部社会生活已经在本质上被看作是实践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相关论断乃是这一重要思想的总结与公开表达,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发生的“现实个人的活动”为前提、把“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作为“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并据此展开的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理论叙事,正是这一实践哲学逻辑路径的必然展开。正是依据这一逻辑路径,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追问与探寻因此成为新哲学的学术使命,而由此生成的就是作为这一学术使命之学术性展开的理论结晶,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的现实性指向,就是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准备。

  资本逻辑的重新反思

  2014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欧美金融危机尚未完全结束之际,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正式出版,此书所讨论的问题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广为世人关注。《21世纪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21世纪资本论》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当代阐释、《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等一系列重大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被提出和讨论。

  《21世纪资本论》“引言”的第一句话是:“财富分配是当今最能引起广泛讨论和热烈争辩的议题之一。”“让财富分配议题回到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成为新的时代呼声。实际上,皮凯蒂的研究表明,一方面,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很大的虚伪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少数拥有资本的人所占据的社会财富比例越来越高,且随着代际的传递,贫富分化日益增大。因而,《21世纪资本论》研究热的出现,实际上隐含着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审视,对资本主义能够带领人类走向美好生活的质疑,对人类社会进入金融化世界之后的理性观察,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能否为破解当下的人类问题提供思想资源等的反思,以及对各类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观照。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开掘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资源,进而观照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关注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对资本逻辑重新反思的成果。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夏莹认为,“共享”资本的内在矛盾导致了劳动阶级的重构。她通过对数字资本主义运行中所产生的“共享”经济的分析,揭示了在表面的“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共享观念”之下隐藏着的资本运作以及其劳动阶级的重构。共享经济不仅没有让我们告别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是当代垄断资本发展的最新形态,它用一个新的观念(“共享”观念)换取了资本,并推动资本的自我周转产生利润,并在这一过程中,以加速度的方式完成了生产性资本用了上百年时间所完成的垄断资本的运行方式。而垄断资本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内在矛盾不是消除了,而是更为尖锐了。

  “共享”与资本所具有的内在悖论在于,作为一种有效的垄断资本形态,共享资本因为借助于共享观念,以及新的媒介方式(互联网的分享平台),表现形态上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对于资本的革命性与颠覆性,但这究竟是对资本逻辑的整体颠覆抑或只是用一种资本运作方式对另一种资本运作方式的替代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引导我们回到共享经济与资本逻辑之间内在关联来考察这一问题,审视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悖论,进而认识到这是与共享观念自身被资本化所带来的一个悖论。共享观念本身是一种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的观念指向,它在理想状态之上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目前这一观念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首先作为吸纳资本的一个口号,但最终却以探寻盈利模式为最终指向。于是,当盈利模式一旦启动,共享经济运营方式就会与共享观念相背离,而如果无法启动相应的盈利模式,那么共享型经济又难以维系。这正是共享背后资本运行所带来的必然悖论,而这也是对新型资本逻辑的再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罗骞讨论了资本范畴与现代性的辩证逻辑,他认为,马克思说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时代。这个“物”不是指自然的实存,而是指对象化的商品资本关系。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摆脱了地缘和血缘的自然联系,商品资本关系成了普遍的存在中介,一切存在物包括人本身都需要在商品资本关系中显现自身,为自身的存在辩护。商品资本是现代存在物的对象性存在方式。按照卢卡奇的说法,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社会本身社会化了,人真正意义上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存在。人们之间的联系真正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历史性的联系,社会历史过程以商品资本生产为基础并且受商品资本关系普遍规定。因此,要避免陷入非历史的抽象,避免还原到抽象物性实存,我们对现实存在的理解就应该以资本为本质范畴,以资本范畴为中介,赋予资本一般的存在论意义。马克思《资本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是对现代社会历史存在基础的揭示和批判,因此,对于现代性批判具有基础存在论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有待展开的是以资本范畴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是现代性的辩证逻辑。告别了形而上学思辨联系,现代性辩证过程不再是没有肉体的抽象概念之间的反思联系,而是资本规定的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存在过程和辩证运动。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马拥军提出,要超越对“资本逻辑”的模糊理解。他认为,绝大多数讨论“资本逻辑”的人不知道资本逻辑是哪种意义上的“逻辑”。尽管列宁讲得很清楚,《资本论》的逻辑来自黑格尔,但谈论资本逻辑的人没有几个认真钻研过黑格尔的逻辑学,不了解黑格尔的逻辑包括抽象知性的环节、矛盾展开的环节和矛盾扬弃的环节。因此,尽管马克思谈过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两条道路,《资本论》中也遵循了这两条道路,但包括研究《资本论》的学者在内,都很难把握资本从产生到成长、衰落,直到灭亡的各个逻辑环节。我们应当向罗莎·卢森堡学习,在澄清“资本逻辑”本来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搞清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界限。马克思意识到,他在这里所谈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只是它的逻辑界限。他也认识到,资本主义灭亡的逻辑界限与历史界限并不是一回事。

  改革开放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与在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现实性品格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跟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相依相随,理论与实际相互交织在一起,通过自身的出场与在场,在时代问题的破解中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发展,进而推动了时代的变革。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最大的现实就是改革开放以及与之相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发展。时代问题是理论之源。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吴晓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自身的出场与在场,彰显了理论的时代价值和生命力,这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索与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具体言之,就是在探索马克思的现实观、辩证法等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变迁做出内在性反思,以中国道路的探索为世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类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平提出,改革开放近40年,在中国道路探索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以自己的出场和在场为推动历史变革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资本创新逻辑,对于今天的资本创新逻辑,不能简单地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不能否弃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应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以及其他方面的批判结合起来。

  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伟平强调,在经济变革引发全球社会变革的时代,尤其是在人类步入信息经济或智能经济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在于结合时代的变迁,对既有的诸如“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财富”等问题作出新的阐释。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亮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自身在场和出场的方式作出了理论贡献并取得骄人的成绩,具体体现为:学术自信的确立,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开展平等的对话,讨论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性;基本学术范畴,或者说共同学术范式的加速形成。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理论创新的重点在于,我们应从对理论创新的反思走向理论创新的实践;始终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文本的研究、研读;始终要吸收同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要不避讳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对话交流。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萍认为,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机制,探索内在逻辑和未来发展,对中国道路和发展作出哲学的分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文化哲学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全球化、现代性批判、文化软实力,是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需要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历史经验证明,在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历史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通过自身的出场与在场,关注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标识性概念与重大学术命题,才能在构建当代理论形态中发出时代先声,成为人类历史发展实践之先导。

  对中国道路的哲学探索

  毫无疑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理论指南和思想资源。同样,在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回应当代中国实践需要,聚焦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的过程中,取得了多方面的理论成就。在不同阶段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发挥了理论先导的引领作用,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邴正认为,在当代中国道路探索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刻关注现实问题展开理论创新。例如,对理想境界问题做出了新的分析。他认为,哲学的理想追求就是人的进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真正的价值,这是马克思一贯的追求。只有融通了马克思的哲学理想与现时代中国的社会理想,才能为社会的价值观探寻核心的坐标,找到符合当代中国社会进步、推动中国道路探索的理想坐标。

  在中国道路探索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遭遇到了新的现实问题,如何破解这些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层面作出探索。

  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余源培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现实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生态问题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对于破解生态问题,关键就在于在当前的经济改革中,应当增强驾驭市场的资本能力,在市场与自然规律产生矛盾的时候,要学会将尊重自然规律放在首位,强调社会改造和夯实道德支撑,以人为本,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完善进程中,我们一方面必须借助资本来展开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要注意资本的负面影响。最关键的是,不仅要着眼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批判,更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对资本逻辑的新形式、新特征等作出理论的阐释,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改革是我们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中国道路的探索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要破解这些矛盾和问题,理论路径在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在中国道路探索的进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继续向中国和世界提供新的理念和思想。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应该说有多种路径,例如,文本解读、学科对话、现实观照等,但是,最为根本的是,我们是否面向全面深化改革中所遭遇到的时代性问题,并作出学理性的探索。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欧阳康提出,经济变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最大的现实。对于未来的哲学创新而言,就是在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功能认识的基础上,表达一种方向性的取向,即将经济的合理性进一步提升到实践合理性,对诸如全球治理、资本逻辑与社会逻辑的调和等重大实践问题的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文喜对之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推动经济变革不仅需要经济学的理论,更需要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实践证明,只有哲学与经济学的联姻,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因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就是在哲学与经济学的问题综合与交叉研究中推动理论创新。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韩庆祥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逐渐从欠发展走向发展起来的历史性变革阶段,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阶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在哲学理念、哲学主题、哲学思维方式上构建一种与时代发展水平相符合的哲学,这种哲学主要体现为普惠哲学。

  南开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淑梅提出,面向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回归,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途径。例如,马克思提出要超越资本统治,建立一个新的联合体以及未来的理想社会思想,这对于我们构建和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哲学本质上具有批判性品格和现实性品格。在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道路探索中,我们不仅关注和充分发挥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品格,而且在面向中国问题中也强化了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品格,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要形成由批判性品格和现实性品格综合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品格,让学术研究不断满足时代的要求,在研究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乃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当中,为世界阐发新的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孙麾在论坛总结发言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呈现出三个意识: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创新意识,与之相对应,实现了三个理论自觉。一是基于马克思哲学,自觉构建新的分析框架,形成新的话语方式,整合各种理论资源的优点,融合各文明最新的和优秀的成果,在直接面对中国问题和整个世界的文明对话的过程当中,显示哲学真正的解释力和时代高度;在跨学科综合中,显示哲学立于学术前沿的导向性。二是基于马克思哲学,自觉建构批判的思想路径,其中首要的不是脱离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方位的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甚至文化批判,而是走向历史深处,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真正揭示社会变革的经济性质,以及由这种性质所决定的社会变革的性质。三是基于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本质,自觉在中国现实中开发新的原理,至关重要的是紧扣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全部丰富性的基本逻辑,以及这一逻辑展开的历史必然性。偏离了这个基础,理论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沦为形式化的外部反思。坚持问题导向、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运用,集中体现了国家对于理论的需要及其迫切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问题的深切把握、对中国道路的深刻表达、对中国改革的理论创新,则集中体现了理论的实现程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部)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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