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不仅是一个概念、一种观念、一套理论，如马克思所言，它更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时代的哲学回声》一书深刻把握了实践的这一特征，考察了有关实践的基本理论，诸如实践概念的内涵及其形态、实践的内在逻辑、实践活动的运行机制以及其中涉及的规范与创新之间矛盾的解决等；又将实践应用于个人、社会、历史的具体生活中，分析了实践与人的思维之间的关系、实践形态的当代发展，以及实践合目的运行模式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实践学”这一概念，并就此展开了多视角的研究。

　　理论反思的多路并进

　　“实践学”，亦即“探讨实践主体如何尽快尽好地把握历史规律和实践规律，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失误以达到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知与行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以实现主体预期的目的”。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实践的探讨已不再局限于纯粹的理论维度，实践与理论的“对话”也不再被框定在哲学范畴。作者力图打破学科研究的边界限制，以实践观整合有关决策、认知、系统统筹等学科研究范式，结合时代发展中的问题，从多学科研究视角介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中，进而通过对“实践学”的研究，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域。

　　“实践学”是实践基本理论和应用的继续推进，为深入研究实践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实践学”的提出并不是刻意为之的创新，而是源于思考实践问题的两个困惑，亦即在强调实践的同时，却无法避免唯心主义的干扰；实践的重要性已经过严密论证，但在实际研究中却仍容易被忽视或轻视。因此，将实践当作一个认识论范畴或者仅仅抬高实践在学理化研究中的地位，并不能真正推进实践的进程及其内在逻辑的研究和应用。在实践问题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实践观的研究不应固步自封，更不能止步于本学科的围城内，而应以时代为背景，主动介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并不断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现实中，为人们提供理论认识的正确指导。实践学提倡不仅要专注于哲学研究，还要突破哲学的学科研究范式局限，要能综合相关学科，“对人的实践及其运行过程进行综合研究”。

　　“实践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特征，这一特征使马克思的理论在现实面前、在实践面前始终是开放的。而从“实践精神”出发来探讨问题，“实践精神”就会遭遇“应当”的价值批判，后者只是以抽象的理论概念批判现实，不仅会导致理论与现实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还会使得理论对现实的批判缺乏直指本质的力量，使理论在现实中陷入无用、无人问津的境地。而前者则促使人们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认识，从而向科学地解释现实社会和历史本质及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唯物史观日益逼近。相比学理化的文本解读，在社会历史语境下，反思现实问题的实践研究路向更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在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秉直“实践精神”始终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反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当代构建、历史使命、趋势和走向，就成为我们科学认识世界的时代品格。

　　回归哲学研究的本真

　　当前，中国的哲学研究呈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其他的专业哲学彼此独立发展的状态，这不仅让人感觉哲学研究被肢解为互不相关的“专业”研究，从事研究的哲学学者也就变为了“专业化的职业哲学匠人”。这样，哲学的相关研究就会退回到概念无限循环论证的“孤芳自赏”境地，完全与最初的“爱智慧”背道而驰。这样的哲学，毋宁说实现解放人类、改变世界的宏愿，甚至连现实问题都无能力去关注。面对中国的哲学研究的现状，客观审视哲学发展的未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如何面对由全球化引发的诸多问题，已成为必须要回答的重大课题。

　　面对哲学研究的发展困局，必须回答中国的哲学研究的问题本真。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诸多形态中，需要强化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这一趋势的实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意识、民主精神的觉醒和自觉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应简单囿于单一的学科化研究，而是既要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融入，又要以积极、批判的态度与西方哲学对话，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自主性、发展形态上高度认同性以及开放、包容的中国智慧，进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前进。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可以尝试通过突破学科化研究边界，在密切关注时代发展进程中，深刻反映时代的精华。

　　在文化新实践中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自身的发展确实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因此，当我们聚焦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不应忽视文化建设，更不能放松对文化认同的建设，这不仅需要从中华文化自身发展和实践特点入手，还要从实践哲学的高度，审慎思考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我们今天以及未来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看，我国文化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发展大致有两个阶段：一是探索阶段，如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国家民族兴亡之际，通过“西学东渐”吸收西方先进技术、文化观念，主张将西方的思想、文化观念引入中国，改造传统中国的文化体系，在文化上求变，在观念上求先进，在思想上求进步，意图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二是发展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相结合。这不仅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还通过中国革命文化实践，激发了奋勇向前、奋发有为等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结合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出了“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通过对这些主张和思想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逐渐形成，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时代在不断向前演进，文化在不断传承与创新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进行的文化创造。在短短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创造了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这已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具有时代先进性，是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方向的文化。

　　总之，无论是对实践本身进行哲学的思考或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还是从文化视角审视实践对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进步作用，我们可以这样说，通过实践，我们能够认识人的生存发展的基本方式，能够理解人的社会历史活动，能够把握个体与社会的内在互动关系，能够理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法。为此，即便人们思考、研究、探讨了多年，至今每年仍有不少学者还在撰写各式各样的文章进行讨论。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极为重要的观念，对于它的思考从未停止，也永远不会停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