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丰富的现实资源。因此，如何总结“中国经验”，建构属于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就成为当前学术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时代问题的双重向度

　　任何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创造性的学术话语的建构，都必须直面所处时代的世界性根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必须从对时代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开始。

　　第一，当今的时代依然处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所形成的基本格局中。因此，由资本主义制度所衍生的现代性问题，依然是困扰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例如，“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资本主义建构了全球化的世界，因此才会有人说，“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世界，而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如何认识并反思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

　　第二，当代中国问题自身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是在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中展开的，而这种展开使得中国遭受了百年的屈辱。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极端化形态——垄断帝国主义的出现，中国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中完成了新型社会制度的确立，并在这一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了国家的基本工业化，进而在自我调整中逐步融入世界历史进程，迎来了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决以全新的姿态具有了新世界历史意义。具体来说，那就是在批判、反思资本主义贪婪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极限理论中，为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新的发展方式。

　　坚持总体性理论视野

　　伴随着社会分工精细化所引发的现代社会生活碎片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内部性分化进一步加剧。在现代化进程中，这样的结果往往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被动位置，使之更多地关注物质层面的成果，而难以真正理解西方发达资本物质文明层面背后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另一方面，由于片面学习西方，使西方发达资本物质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矛盾——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在发展中国家变得格外突出。如果说西方国家现代社会的建构表现为一个理性化进程，那么在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显现了这一理性的另外一面。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要建构自身认识世界与时代的学术思想体系，如何吸收发达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果，同时消解现代性社会的内在矛盾，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全面关系，已成为我们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建构的目标，是要从深层次上变革资本现代性特征所建构的生活方式，尝试建构新的制度文明发展类型。为此，我们需要从学术研究上超越学科门类的界限，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当代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从问题的本源处寻求解决之道。

　　在当今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都已经不再是某一国家、某一地域或某一领域的问题，而是人类必须面临的总体性问题，已经无法单纯地从某一学科领域予以解决。现代世界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使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之间的隔绝状态正在被逐步消解，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呈现出从相互分离走向合一的趋势，从而为从总体上全面理解和把握人类问题提供了可能。

　　秉持反思与批判的态度

　　第一，当代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当代世界的问题，对当代世界问题的解决是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现实前提之一。经历30余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快速发展，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世界性人类问题的解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将深刻地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因此，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就必须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直面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只有对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深入、细致地分析，才能阐明其根源，寻求到问题解决之道，而不能以抽象的理论原则去套现实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第二，必须通过对理论自身的反思和批判，摆脱“学徒状态”，建构属于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近代以来，在中国学术话语建构过程中，我们始终面临着“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由于近代中国国家整体实力的落后，中国学术话语建构的重心偏重于西方，即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并用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纵观数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始终难以摆脱“学徒”的常态。究其根本，我们只是抓住了西方一些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没有真正切中中国的现实。从思想认识方法上细究，任何抽象的理论原则都有其得以产生的历史情境，西方的理论原则是对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提升和抽象而获得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再上升到思维的具体的过程。就西方理论原则产生的历史情境和过程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仅仅停留在所谓西方理论抽象原则的层次，就会局限在西方历史语境的外部性认识逻辑中，这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来说是外在性的，对于认识西方的社会现实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必须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面对所获得的理论原则：一方面，在将西方的理论原则用于分析当代中国现实的过程时，必须明确这一原则并不是根源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在分析理解当代中国现实的时候，必须努力上升到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对所学到的东西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达到马克思所说的思维的具体——中国现实状况下的思维的具体，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走出学徒的状态。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第三，必须明确理论建构的当代中国语境。当代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阐明其核心概念、理论体系的内涵。任何理论建构都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粹的思维领域，而是要通过概念建构逻辑体系才能表达出来。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已经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概论”。如何消化这些来自西方的“概论内涵”？是按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去理解，还是将其置于中国历史、文化变迁中来理解，就成为我们首先解决的问题。为此，在消化西方思想和理论内涵的过程中，必须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将其放置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文化变迁的现实进程中加以比较、剖析，阐明所具有的当代价值，从而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提供积极的理论参考。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