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批判理论的理念》在1981年出现时，它是“脱离于现时代”的，它以严肃的方式推崇那些在哲学和政治上即将失去吸引力的观点。随着新自由主义秩序在当下的崩塌，这本书可能会有一次新的机会。

　　19世纪中期，黑格尔写道，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他的时代的孩子，没有任何人可以跳出他自己的影子：每一种哲学都是“被一个概念所把握的时代”。在20世纪，当阿多诺说起内在于任何一个哲学观核心的、无法被化约的“时代内核”，以及真理的“时间指标”时，也重提了这一观点。无论这背后的理论有多么复杂，但确定无疑的是，他们并非在暗示任何一个时代所有观点都是同等正确的。

　　进步及其反对运动

　　1973年，我在德国海德堡开始着手撰写《批判理论的理念》，并于1980年在美国芝加哥完稿。该书在198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回头看这本书——2013年，从我远离欧洲西北海岸的一个小岛上的家里——我觉得我开始更清楚地看到了当年构思及完成这本书的历史背景。

　　先来说说黑格尔，一个盘旋于本书之上的精神存在——因为并没有在正文中提及，他的著作对于我所想表达的才更为重要。读者大概会记得，他同样认为哲学在本质上是回溯的，是一种对于历史时刻或运动的反思，当它以哲学的形式出现时，它就已经结束了。这一观点指出了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世界中“真实”发生的，和我们随后对其在哲学（宗教、艺术、法律等）上的反思之间的不同。就“真实”发生的而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二战结束后在西方发生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及社会方面的进步，开始在20世纪70年代趋于稳定，其时生产亦逐步走向停滞。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人们却认为经济增长会持续，社会亦更加繁荣，社会和政治的结构会向更有弹性、务实、也更人性的方向发展。这一想法在西方根深蒂固，但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这种想法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当时我和所有人一样对这一点并无意识。当时对于任何一个西方的重要人物而言，勇敢地直面这种情形，并向大众说明某种相对容易的、真正的增长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殆尽，不断繁荣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这无异于是政治意义上的自杀。因为这等于是提出了一个无法被原谅的、关乎现存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基础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系列金融诡计的相继实施，这些诡计导致了金融泡沫，这也让持续增长的错觉得以持续更长一段时间；与此相伴的，是我们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文化的改变，这种文化使得个人和机构不断的大量借贷成为可能，并在实际上积极地鼓励这种形式的借贷。反过来，这又伴随于资源和经济能力大规模的从大众转移，财富进一步集中到社会中极少数的豪富个人和家庭中，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增加。毋庸置疑，借贷的无约束增加，不可能在当时的情形下长期持续，于是，整个体系开始在2007—2008年崩塌。这场灾难因为一系列诡异的、如果不是病态的对经济的政治干预而被避免——这种干预被称为“为了富人的社会主义”：违约银行和失利的工业被巨额的公共津贴支持；私人的欠款被交由政府处理，与此同时，任何获得的利益又都被允许流入私人投资者的腰包。这一结构——连“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所描述的他们中意的安排都没有比这个对他们来说更有利——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可能世界中最糟糕的一个。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反对运动（countermovement）正在发展，这一运动可能不能被称为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因为这之前的那段时期虽然有某种发展，但很难被看作革命）。用以规范经济的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被引入，它让西方在后来40多年时间内获得了不少好处，但在80年代被逐渐放宽或放弃，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面对社会压力并开始解体，公共服务被减少或者“私有化”，经济基础开始瓦解，不平等增加，一如贫困和无家可归。

　　被误读的政治哲学

　　20世纪70、80年代关于这一大规模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变化的学术反思，可以被看作是严肃的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特别是“左派”思想的逐渐边缘化。关于二战之后“政治哲学”的历史故事通常是这么说的：政治哲学在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现之前是死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导。因为毕竟在40、50、60年代有法兰克福学派主要著作的出现（包括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有对葛兰西的再发现，有萨特、加缪、梅洛·庞蒂的各种论文和专著，还有居伊·德波《景观社会》以及福柯的早期作品——所有这些，粗略来说都是“左派”话语。如果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对这些并没有注意到，这不是因为政治哲学领域内的严肃作品不存在，而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类似的，属于右翼的波普尔、哈耶克、列奥·施特劳斯以及奥克肖特（这里仅指出他们几个）也很活跃。而对于那些（在1971年）参与到现在被归为“六十年代”标题下的各种政治活动的人们来说，罗尔斯的《正义论》并没什么关系。

　　1971年春，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我的博士导师，一个左派，同时也是一个在行内受认可的学者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跟我说，罗尔斯出了本新书，不过没有人需要读它，因为这本书只有学术性，是一种调动康德的一些并未被完全理解的残片，以给美国意识形态提供比功利主义更好的基础的尝试。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我的导师判断错了，但是，我认为他非常有前瞻性。我曾在多个场合引用这些话，以给当代的读者一种认识——20世纪70年代是个什么样子。事实上，罗尔斯最终建立了一个运转非常好并迅速被程式化的学术工业，也占据了本来可以用来做些原创的政治思考的空间。罗尔斯是一个伟大的反向运动的先行者，他勾画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涓滴”理论（trickle down economics，又译作利益均沾论、渗漏理论、滴漏理论）的哲学版本。简单地说，该理论以这种形式出现：“价值”是被特别有天赋的个体创造的，而价值的创造所造福的是社会整体。那些富人之所以过得好，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参与了这种“价值”的创造。但是，要富人继续造福社会，他们就必须被激发、被给以动机去创造。完全的平等主义将毁掉必要的刺激，因此也让社会无法发展。所以，不平等实际上是可以有利于穷人的，因为只有富人过得比别人好，他们才会创造价值，其中一些才会“涓滴”到或再分配到过得差的人那里。罗尔斯允许那些在他们的社会中看来很不平等的人们仍感觉良好，前提是他们支持对从富人和强者的餐桌上掉下的残羹进行再分配。

　　在很多人眼里，罗尔斯和安·兰德的观点之间存在明显鸿沟，但其实这与他们之间基本观点的深层相似性相比并没有那么重要。监狱的狱长可以假装微笑（罗尔斯）或者金刚怒目（安·兰德），但是那只是性情、心情、算计带来的，是具体情形的要求，而且只有边际效果。事实仍旧是，他是监狱的狱长，而且更重要的是，监狱就是监狱。把注意力从监狱这一实然情形转移到狱长的道德、理想和信仰，这是意识形态的典型案例。其实并不限于“狱长”，对于银行家、政治家、投票者、“投资人”、官员、工人、消费者、“咨询人”、社会工作者也一样——当然也包括学者、哲学家在内，以及失业者。

　　“脱离于现时代”哲学的新机遇

　　与黑格尔关于“哲学家都是他的时代的孩子”的观点相对，有人可能会注意到19世纪的一些德国思想者的观点。比如说，尼采就持有相反的观点。尼采认为，哲学不是“被一个概念所把握的时代”，就其本性而言是“脱离于现时代的”。理想不该是落后于时代的，而应该是先于它的时代，理想该是写出一部关于未来的哲学作品（正如费尔巴哈尝试做的）。如果这里我是对的，那么，罗尔斯在这点上确实成功了。他1971年提出的课题，在里根、撒切尔和他们的新自由主义阵营毁掉了大部分现存的法律、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之后修成正果，而这些结构是经过几代人的耐心斗争、为了在最低限度上规范资本主义最过分的无节制行为而建立起来的。

　　因为上述理由，当《批判理论的理念》在1981年出现时，它是“脱离于现时代”的，它以严肃的方式推崇那些在哲学和政治上即将失去吸引力的观点。随着新自由主义秩序在当下的崩塌，这本书可能会有一次新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它第一次出版时并不存在。当然，这一点其实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你们，我潜在的中国读者们。

　　（本文系作者为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批判理论的理念》一书所撰写的中文版序言）

　　（译者单位：四川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