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和最早的文字，被称作“文明的摇篮”，而驿站的建设和运营就是当地众多首创之一。古代西亚地区的驿站系统最早由苏美尔人创建，经过亚述人的发展和创新，最终成为闻名于世的波斯帝国御道。这些全长近三千公里的驿道，不仅为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等古典作家所赞叹，而且为庞大帝国的有效治理提供了保障。举世闻名的“贝希斯敦铭文”就雕刻在连接巴比伦与米底王国故都埃克巴坦纳（后成为波斯帝国的都城，即今伊朗哈马丹市）驿道旁边的山崖上。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通过这一铭文，不仅向世人宣扬他平定叛乱的事迹，而且旨在震慑那些企图谋反之人。目前已知的大多数古代西亚地区的驿站系统均为官方所建，覆盖范围广大，而且需要当地行政机构承担其费用。因此，这些驿站仅服务于执行公务的行政人员，并不对途经当地的普通商旅开放。
邮驿体系应运而生
公元前四千纪伊始，人类文明的曙光率先出现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生产工具十分落后。因此，自然环境状况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人们必须充分利用身边现有的动植物资源，并通过对外交往换取本地匮乏的物资。例如，两河流域缺乏木材和石料，因而不得不通过陆路从东部的扎格罗斯山区和西部的黎巴嫩山区，或者通过水路从印度和埃塞俄比亚，获得这些原料。
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两河流域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资源调配和信息传递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长距离沟通和管理带来的问题与挑战，驿站系统和邮驿体系应运而生。公元前三千纪的苏美尔早王朝时期，两河流域南部地区逐渐兴起了一批城邦。这些城邦为了相互往来，逐渐形成了原始的交通网络。例如，这一时期舒鲁帕克城的几篇文献就记录了驿站接收大麦或面粉的情况。出土这些文献的考古地点，紧邻出土有关磨坊的文献的考古地点，因此，有的学者推测，当时的驿站可能属于大型综合机构之中的一个部门。
作为苏美尔人最强大也是最后的政权，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前2004）为驿站的建设和管理确立了标准。该王朝建立伊始，驿站的建设就已经展开。王朝的创建者乌尔纳玛（又译乌尔纳姆，公元前2112—前2095年在位）使用过的一个年名，就是“国王乌尔纳玛建设道路以通上下之年”。一首关于乌尔纳玛的赞美诗也提到：“乌尔纳玛，乌尔之王，被吉兆命运决定之人，使整个道路贯通之人。”他的儿子舒尔基在位期间（公元前2094—前2047），进一步对全国范围内的交通网进行整修和扩建。这一时期建立在吉尔苏省基努尼尔城的驿站，是已知文献可考的第一个驿站。由于此时尚处于驿站发展的初始阶段，途经于此的官员并不算多，平均每个月只接待不到十位旅客。到了舒尔基的继任者阿玛尔苏恩（公元前2046—前2038年在位）即位后，全国范围内又相继建立起了其他六个驿站，而每个驿站接待的人数也达到了日均十余人次。
驿站的构成及运营
苏美尔人的驿站主要包括五个部门。首先是被称作“驿站总管”的总负责人，其次是包括厨师、酿酒师及磨坊监工等人员的食品生产部门。接下来是制造部门，其中的陶匠负责制造驿站饮食所需的器皿，藤篮编织匠负责制造旅客所需的旅行篮，制革匠和木匠则负责制造旅行所需的车辆。第四个部门是服务部，包括搬运工、热水工、驴牧以及为旅客提供宗教仪式服务的祭酒。最后一个部门是库房，由门卫在此负责看守。
在运营方面，苏美尔人的驿站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接收和加工原材料，第二阶段是向来往的旅客提供补给品，第三阶段是平衡账目并将其送交省级政府进行校验及归档。驿站每个月接收一次原材料，而负责接收的人员通常是驿站的厨师或酿酒师。在为所有旅客提供补给后，驿站会在每天结束前，将这些官员的个人信息及所获得补给的情况进行汇总并记录。到月底，所有驿站均会将每天记录的泥板收集到一起，并上交到所属省份的省会进行汇总存档。除此以外，大部分驿站还会每半年或每年对月度支出进一步汇总。到全盛时期，有些驿站又在年度汇总的基础上增加了每两年汇总一次。
亚述人驿站的继起
在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驿站及交通网络迅速衰落。与此同时，生活在两河流域北部地区的亚述人，凭借着连接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有利位置，开始经营起辐射范围巨大的贸易网络。他们首先在亚述城采购来自东方的锡和来自南方的纺织品，然后通过驴队运输，送往安纳托利亚的商业殖民地卡尼什，再从那里运回金银等本地稀缺的自然资源。这些远距离的长途贸易，无不依赖于庞大的商路系统以及运营于道路沿线的“商港（站）”。
到了几百年后的新亚述帝国时期，亚述人的交通网络才得以真正建立起来。为了巩固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之初开拓领土的成果，国王沙尔曼尼塞尔三世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而邮驿系统的重建与发展很可能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同苏美尔人的驿站一样，包含“御道”在内的亚述帝国通信网络由各地方总督负责维护与运营，而位于道路沿线的驿站也不向商旅开放。苏美尔人的驿站在地理分布上并不均匀，亚述人的驿站也是如此，其具体地点大多位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或路线网络的交叉节点。大马士革总督就曾经在给国王萨尔贡的信中提到：“我们负责三个驿站，而他们（即北方两个邻省的总督）各负责两个驿站。”到了萨尔贡的继任者辛纳赫里布统治时期，御道的维护得到了国王诏书的确认，并通过竖立在首都尼尼微道路两旁石碑上的铭文得以昭示：“为了使御道在将来不会被缩小，我制作了石碑并将其彼此相对地立于道路两旁。我测量了御道的宽度是52腕尺。无论任何时候，当住在此地的人拆掉旧房建造新居时，如果他的房基侵犯了御道，他就要被挂在自己房子的木桩上。”一般来说，御道要比普通的道路宽很多，辛纳赫里布自己就提到：“我把它（即尼尼微）的街道拓宽为御道的道路，并使它（即御道）明亮如昼。”
亚述人驿站的创新
同苏美尔人的驿站相比，亚述人的驿站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明显改进。苏美尔人在传递书信时只能通过信使进行人工传递，亚述人则可以利用中继系统，使信件和信使实现分离，从而使得信件在到达一个驿站后，立即换由新的信使和骡子进行传递，从而保障了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另外，亚述人是第一个意识到骡子的重要性的民族。与其他常见的被用于运输的动物相比，骡子比马更为强壮也更有韧性，又具备驴的稳健脚步和自我保护的能力。此外，骡子还擅长游泳，所需要的饲料与马相比也更少。亚述人的驿站在使用骡子的时候均为成对使用。这样，信使可以在第一只骡子精疲力竭或遭遇伤害时，迅速换用第二只骡子，从而避免了延误甚至被困的风险。
最后，帝国印章的引入，使得亚述人的邮驿系统在处理信件时更有针对性。驿站线路的覆盖范围过于广大，而且每位信使都需要同时配备两只骡子，这就使得维护驿站运营的成本十分高昂。因此，驿站系统仅允许被任命为国家高级官员的人使用，他们都持有一枚帝国图章戒指（上面印有国王杀死狮子的图案），以此作为自身职位的象征和代替国王行事的证明。他们正是用这种普遍认可的印章在重要信件的信封上做标记，从而让信使和驿站的工作人员都能立即识别出文件的重要性并及时处理。
（作者单位：德国慕尼黑大学亚述学与赫梯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