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唐宋社会变迁都是学界热议的论题。尤其是“唐宋变革说”的讨论历时大半个世纪，已经进入“反省期”，重新审视和再评价成为近年讨论的焦点。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准确认识和把握这段历史的重要性。

　　相关研究持续推进

　　城市社会各阶层的变化是由唐到宋社会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经济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明显发展。

　　对阶级、阶层、等级如何区分，如何定义，用何种标准加以划分，侯外庐、傅衣凌、李文治、柯建中、戴园晨、史祝、杨向奎、高敏、郑学檬、张国刚、汪征鲁、朱瑞熙、王曾瑜、简修炜、李治安等先生都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陈寅恪先生对中古时期社会阶层变动的文化史观、唐长孺先生对南北朝时期历史演变趋势的精辟论述、何兹全先生对古代社会走向中世社会的理论性探索、田余庆先生对两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的诠释、向达先生提出的中西文化在都城的交流与交融、漆侠先生对宋代社会经济的整体认识、施坚雅先生对城市结构的分析、李孝聪先生的城市地域研究、荣新江先生的长安系列研究、妹尾达彦先生的都市系列研究等，从多个视角展现了城市社会阶层变动的广阔背景。

　　全汉昇、杨志玖、韩国磐、胡如雷、毛汉光、吴宗国、阎守诚、杜文玉、楼劲等先生在有关论著中，涉及了阶级、阶层、等级问题。唐代的士庶界限、士人的转型、科举考试带来的社会变化、行会的发展、唐朝中后期中小商人的成长、社会等级的再编制、依附关系的变化、城市类型、城市居民、城市经济结构等，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很多学者集中于城市社会的深层研究，着眼点放在城市社会群体，探讨城市社会组织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阶层的划分更具有复杂性和交错性，由唐到宋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很多变化，王曾瑜、张泽咸、郭正忠、冻国栋、包伟民、杜文玉、楼劲、林文勋、高世瑜、李天石、李季平、程存洁等先生对城市社会、社会阶级、阶层、群体结构等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此外，阎文儒、李健超、杨鸿年、辛德勇等先生对城市文献及地理的实证与考察，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本文无法详述以上众多学者提出的理论和观点，考察角度、研究方法和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研究过程其实比结论更值得重视，对笔者的启发和教诲恰恰体现在过程中。

　　尚有很大研究空间

　　中国古代社会阶层是学界始终关注的领域，但在社会分层与阶级和阶层关系的问题上，仍在进行反复斟酌和再探讨。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城市史的综合研究和专门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但尚缺乏将城市社会阶层作为对象的专门研究。以隋唐五代宋初城市社会阶层为研究对象，进行分层与分类，探讨这一时期上、中、下层的更新与变动，以及不同阶层对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是很重要的。

　　在研究城市社会阶层的过程中，针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边缘化群体的出现与分流，新利益集团在都城的崛起与博弈，国家城市财政税收的调整，城市管理面临的新问题与政府及民间的应对等问题应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同时，围绕户籍和税收的变化，认识和把握隋唐五代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阶层变化等关键问题。

　　就迄今的成果来看，对城市社会阶层的整体研究、对城市社会群体的分层分类研究、对城市社会新兴阶层及社会阶层的重组等问题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因此，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推进隋唐五代城市研究的深入，并对“唐宋城市变革说”有新的认识。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社会资源向大城市集中与倾斜，由此带来新阶层的形成、城乡关系的新变化，都是以往没有给予足够关注的问题。从新的视角认识和把握隋唐五代时期城市社会的历史特征，通过对隋唐五代城市社会阶层变迁的考察，可以为中国历史更长时段的变化提供探索和研究的空间。此前笔者的研究仅涉及了城市社会阶层的部分群体，关注的是隋唐五代到宋初这一历史时期，在社会变化的大趋势下，城市社会阶层发生了什么变化，应该如何认识和把握城市社会各阶层的变动、重组及其新生阶层和群体等问题。这些变化反映了什么问题、变化的趋势是什么、对此后的社会发展（包括城市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学界讨论的“唐宋城市变革说”应该如何评价、目前的讨论对城市社会研究有什么启发，有待进一步探讨。

　　有关都城社会阶层的材料比较集中，可资借鉴和吸收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更重要的是，都城社会阶层更具有典型性，社会阶层的构成复杂而多样。因此，适于做集中（或个案）研究。而一般地方性城市及地方中心城市，则比较适于做城市群体或类型研究。

　　研究中遇到的问题

　　在研究隋唐五代时期的城市社会阶层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此前的研究大多将整个社会进行阶级划分，通常分为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其他划分都从属于两大阶级。农民其实属于复合群体，但由于此前按照阶级划分的模式，两大阶级中的农民阶级被简单化，而作为农民阶级对立面的地主阶级因内涵更丰富而成为研究的重点，总体上是将地主阶级层级化和类型化。迄今对社会阶层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主要以农村的社会结构为框架，或对某一阶层和社会群体进行专门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这影响了将隋唐五代宋初已经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城市社会阶层作为研究对象，即城市是相对独立的，但城市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并没有成为独立研究的对象。

　　第二，城市社会阶层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难点。某一历史时段之所以被称为“变革期”，是因为社会变化的加速，社会阶层的重组和变化则是其中的主要表现，“唐宋变革期”之称也由此而来。相对于乡村社会变化的迟缓（即使有比较剧烈的外来因素或自然因素，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结构仍然相对简单），城市社会在变革期的变化是比较大的，也是比较剧烈的，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是显著特点。如果与乡村社会不加以区别，有可能抓不住城市社会变化的特点和本质。眼睛向下是社会史和经济史近年研究的趋向，但城市社会阶层复杂而多变，中下阶层的资料又比较缺乏而零散，很多群体属于混合型。因此，需要梳理和归纳，并加以更深入的分析研究。

　　第三，在五代十国的城市社会阶层研究方面，资料零散残缺，很长时间以来是薄弱领域。对五代十国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也远逊于唐代文献。再如城市社会中下阶层的资料属于稀缺史料，新出墓志中能获取的资料仍然有限。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有明显改善，关注唐代后期及五代十国并开展研究的学者明显增多，论题也更加深入和广泛。近年来，史料的辑佚、考订以及研究工作业已卓有成效，但仍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由于这一时期城市格局是多中心的，研究城市阶层就面临着如何协调和处理，如何选择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典型性的问题。北方城市比较集中，南方城市则分布在各个区域，都各有特点。因此，应该抓住共性，不忽略特性，抓住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大趋势。

　　第四，对“唐宋变革说”的借鉴与重新评价。由唐到宋的变化，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如何解释这些变化，有一种倾向，似乎用“唐宋变革说”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导致此说某种程度上呈现“泛化”和“借壳”的现象，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和反思。对“唐宋变革说”历史与时代背景的审视、对此说创设者初衷的审视，也是当前学者思考的重要问题。当然，城市社会变化也关涉革命与渐进性的分歧、“南朝化”抑或“北朝主流说”如何切入。

　　新出史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鉴别和利用新出文献时，如何与传世文献更好地结合，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在研究中如何对史料进行合理、科学的整理、利用和研究；二是搜集资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第一点，加速涌现的墓志，给我们提供了新材料与研究新问题的契机，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墓志的发掘、发现、整理与研究，正是当前学术的新潮流。我们在史料的甄别和取舍上也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新的问题，尽量利用经整理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但仍须甄别后使用。

　　墓志的情况很复杂，第一种情况是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是拓片，尤其是出土情况不明、原石看不到（或不易看到），虽然很多经专家整理和鉴别判定为真版，但墓志铭的内容存在不少疑点甚至明显的错误。第二种情况是有明显的伪造痕迹，但能够明确下结论又得到大家认同的，数量极其有限。第三种情况是对一些墓志本身的真伪存有异议。第四种情况是大家公认的真版，这些墓志之所以被认为可靠，是因为出土时间和地点比较明确，由专业技术人士和专家亲自发掘和整理。但是，这类墓志也会与传世文献有所出入，而且真版墓志也有很多内容需要鉴别和考证。因此，如何利用墓志，是我们在选取资料和利用资料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第二点，“见人之所已见，发人之所未发”。新材料的利用，可以归结为“见人之所未见”，往往可以取得“发人之所未发”之效。我们同样应该注重对已有史料的发掘。“见人之所已见”没有难度，但“发人之所未发”正是我们在阅读和解释以传世文献为主的史料过程中更具有挑战性的追求。传世文献中“人之已见而未发”的信息，其实远多于人们的想象。以唐宋时期笔记小说为例，与官方文献相比，很多资料和信息难以处理，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多。笔记小说在利用时，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唐人的笔记小说还处在传闻、创作与纪实逐步分离的过渡阶段，即便是经常会用到有明确时间、地点、人物的长篇传奇，如《东城老父传》《李娃传》《窦乂》等，我们仍然对其中的主人公是否真实存在抱有疑虑，从而波及文中所表述内容的可靠性。二是我们研究隋唐五代史，使用比较多的是宋人笔记，这些笔记属于纪实性的，比较可靠。当然，这些笔记难免带有个人情绪、价值取向或视野和取材的局限，我们使用时也需要本着科学、客观的态度。

　　延伸的思考

　　城市社会阶层经常与其他问题综合或混合研究，既有益处也有缺憾。在概述和研究城市社会时，某种程度上大多集中在士人、商人或特殊群体，例如妇女（妓女、宫女、后妃）或宦官、僧尼等。而对城市社会阶层尤其是城市社会中下阶层，缺乏整体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郭正忠先生《唐宋时期城市的居民结构》（《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是目前所见较早的对唐代城市居民的专门研究。

　　很多学者在讨论坊郭户或城市居民时，一般将其放在人口结构、居民结构、职业结构等更大范围的视野下进行研究。如前所述，眼睛向下是社会史和经济史近年研究的趋向。迄今，社会阶层（阶级、群体）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城市社会阶层的专门研究一般被包括在大的阶层里，没有专门分离，确实在很多情况下似乎也难以分离。皇室、贵族、外戚、后妃、宫女、宦官、官僚、士人、奴婢、工匠、乐户、官户、杂户、艺人、妓女、商人、军将、士兵、市井无赖、豪侠、地主、农民、经纪人、胡人等都有研究，对其进行整体考察、连续性考察，可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城市社会阶层的特点。对此前研究不足的阶层，或某些阶层和群体研究不足的特点，我们应该从新的角度进行考察。

　　城市社会阶层复杂而多变，中下阶层的资料又比较缺乏而零散，很多群体属于混合型，因此需要梳理和归纳。还有不少社会阶层、社会群体，迄今涉及很少或没有涉及。在进行整体研究的同时，也需要对具体阶层和群体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分析，探讨各阶层和各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要着重探讨这些群体与城市社会的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以及自身的变化等。有些群体是专属于城市的，如宦官、宫女、驻京禁军。更多的群体和社会阶层是跨城乡的，如奴婢、工匠、艺人、僧尼、道士等。有些群体显然以在城市活动为主，如举子、选人、商人（聚集在商品集散地，尤其唐后期商业繁荣，都城和地方中心城市的商人势力发展非常显著）。将这些阶层和群体与城市社会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察，是必要的。

　　除了以上几点，城市社会阶层研究还涉及很多连带的问题，如市民的形成、城乡关系、京畿关系、边缘化群体的出现与分流、新利益集团在都城的崛起与博弈、国家针对城市财政税收政策的出台、城市管理面临的新问题与政府及民间的应对等，都需要综合考察。只有立足于对“人”的研究，才能更好地认识人们所在的社会，尤其是人口日益集中的城市社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隋唐五代城市社会各阶层研究”（18AZ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