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高原的很多山石上刻有岩画，其中巴丹吉林沙漠的岩画最多，尤其是在雅布赖山东北端南侧曼德拉山的黑色玄武岩上，分布有旧石器时代到清代制作的岩画数千幅，是我国岩画最密集的地方。这些岩画多姿奇瑰，但是它的年代和寓意、凿刻者及其所属的社会精神最难探求。在岩画石面和附近的岩石上，也会刻着文字，藏文、蒙古文、西夏文均有，其中藏文最多，西夏文则最为罕见。所刻藏文可以释读语义，某些语文特征则可用于断代。这对于了解古代沙漠聚落社会，推定附近岩画的刻成年代、寓意以及作为圣所的运用，都提供了直接的契机。其中，有些藏文刻石属于吐蕃时期。

　　藏文单字或文句如同岩画那样敲打凿刻于石面。以一块石面所刻文字为一幅，每幅横刻一行至七行文字，字迹工整，元音符号a、e字形多数无别，还有漏字错字，一条文句刻在两处的时候也会有差异，例如字母有正写也有反写；有的字与岩画同处一幅。已经发现的藏文刻石超过20幅，其中一处在六块堆积的岩石上刻了六幅藏文。

　　岩画所在的小自然环境往往十分特别，在封闭处、某种地形或空间的深处等，或许跟某时的古代人感受到的特别精神氛围有关系，或许这些岩画所在就是神圣的处所。藏文刻石固然比史前岩画晚得多，但同样有它特殊的空间所在，具体的精神意境应该澄清。即使与岩画并存于同一处地方，藏文刻石也自相区隔，常有不同于岩画的相对高度、石质石色、方位和朝向。例如，阿拉善右旗阿拉腾敖包镇玛尼图地方有十多幅刻石，分布在一道干涸弯曲的河床东侧或北侧，即河阳，距离地面82厘米乃至3.5米的石壁或悬崖累石间，幅面朝西南、南或东，岩石不是黑色。

　　观察目前发现的全部藏文刻石，内容竟然没有世俗的记事，全是藏传佛教的。一类是敬礼佛的文句，例如bcom ldan vdas miv lrugs pa la phyag vtshal lo（向一切佛顶礼哟！）另一类是密宗的咒语，短的只有一个字（：唵），长的多至六行一幅和七行一幅，有的刻石近处没有岩画，有的处于岩画之间；观世音菩萨六字明咒（藏文 ma padme ：唵嘛呢叭咪吽）多至6条，另有文殊菩萨密咒（ a rā va jā nā ti）、金刚手菩萨名字（pa jā bā ）和密咒（ pa ni jra pā hūm ）。

　　敬礼佛的语句里词汇的文字学特征，可据以考定刻石年代。藏文创制于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主要用于翻译佛经和日常政治，因系一时创造，字的写法并不贴切稳定，而且有异文，现存吐蕃时期的碑铭和写本可作印证。至814年，由拉萨宫廷的译经僧集体厘定佛经译语（“skad gsar bcad”），经赞普钦定后贯彻于译经。后世追述此事，认为也包括了厘定藏文的正字法。当时赞普主持译经，厘定译语之事易于立即贯彻，奇怪的是，如今考察吐蕃时期写经、碑铭和世俗内容的写本，则厘定文字均未完成，但这次厘定译语区分了藏语文的历史阶段。

　　藏文在厘定文字以前有许多同词异形的情形，厘定之后渐归单一的写法，例如ched po~chen po→chen po（意思是“大的”）。曼德拉山一幅藏文刻石有三条敬礼佛的句子，第三句跟第二句相同，凿刻颇为错乱，校订之后是：

　　（1）sang rgyas la phyag tsal lo（向佛顶礼哟！）

　　（2）（3）byang cub ched po la phya（g） （v）tshal（向大菩提顶礼！）

　　这里有四个词写法值得注意：（一）sang rgyas， “佛”，厘定译语之后作sangs rgyas。（二）基字tsa与tsha可互换而语义不变，这里一二三句tsal～（v）tshal就是这样。（三）基字ca与cha均可而语义不变，但厘定后byang cub废除，只写byang chub（菩提，“觉悟”），这里第二三句是厘定前的写法。（四）后置字母 -n与 -d可互换，这里二三句的ched po（“大的”），厘定之后写为chen po。

　　另两幅位于玛尼图地方的刻石文句彼此近似，校订如下：

　　（4）bcom vldan das [sangs] rgyas miv lrug pa la phyag vtshal（向一切佛顶礼！）

　　（5）bcom ldan vdas miv lrugs pa la phyag vtshal lo（向一切佛顶礼哟！）

　　这里（一）两句中有厘定文字时取消的小a（这里转写作v：vldan，miv）。（二）比较后世一句常用敬礼语作：bcom ldan vdas thams cad la phyag vtshal lo，意思是“向一切佛顶礼哟！”miv lrug pa、miv lrugs pa是古语，语义同于thams cad（“一切”），词典未录。后世的ma lus pa，意思是“无余，一切”，大约由miv lrugs pa变来的（miv→mi，意思是否定；lus pa，遗留）。

　　上述敬礼句写法符合厘定文字以前的情形，可能由于语句短、字数少，沙漠刻石尚未见厘定之前常有的myi字和反写的元音。密咒写法多有古今之异，如文殊咒 a rā ba jā nā ti，现今记作 a ra pa ca na dhīh svāhā，刻石三个音是长音，尤其ti后来改成dhīh。

　　上述藏文刻于何时呢？吐蕃在其旺盛时代，755年占领唐朝的安西四镇，766年占领居延海（今额济纳旗北部地区）和甘州（今阿拉善右旗之南的张掖），西藏僧人和佛教徒初次到达阿拉善沙漠应在这以后，这是刻石时间的上限。

　　从区域比较的立场，青海省玉树地区跟西藏地理相接，现存两处吐蕃藏文佛教摩崖刻石，刻石有生肖纪年，贝库（vbis khog lung ba）地方摩崖刻石是藏历狗年（806年），勒库（leb khog lung ba，勒巴沟）地方摩崖刻石刻于藏历马年（790年或802年），这两处摩崖刻石的主事者均为大僧人益西央，刻文中的藏文符号分音节点儿（tsheg thung）时有时无，恰跟巴丹吉林沙漠刻石相同；在文字标点的规范性上，巴丹吉林刻石与吐蕃崩溃（842年）之后拉萨堆龙热察寺（yab phu ra tshag dgon）、青海西宁大佛寺的佛教碑文差异很大，后两者十分齐备匀整。

　　因此，上述三幅敬礼佛句子的凿刻时间，应该与玉树两处吐蕃佛教摩崖刻石属同一时期。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巴丹吉林沙漠的已知藏文刻石都是刻于同一个时期的。即便在同一地点，也有不同时代凿刻的文字和岩画。本地聚落延续下去，还有新来聚落，会再有刻石敬佛祈愿的行动。困难在于，许多刻石无法从文字学判断其凿刻时期。今后，要从金石学和更广泛视野考订其余刻石的时代。

　　巴丹吉林沙漠墓石堆、烽火台和墩鄣历历在目，但一向人烟稀少，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传世文献往往缺乏记录。在间隔十分遥远的不同地区发现的藏文刻石，为了解唐代及其后阿拉善高原的历史、藏传佛教流传、区域聚落及其文化，提供了引人入胜的信息。

　　就眼下确定为吐蕃时期的刻石看，当时顶礼的对象是佛和菩提，跟宋代以后有巨大差异。同时期吐蕃中心区译经有《菩提誓愿》，赞普妻子没卢氏（vbro）出家以“菩提”作（jo mo byang chub）法名并撰《圣菩提誓愿》祈愿文，所施桑耶寺钟（cong）藏文铭文有“供奉十方三宝”“成就无上菩提”字句。拉萨以东达孜区（原达孜县）叶尔巴村（yer pa）扎叶尔巴寺（brag yer pa dgon）钟有藏文铭文两圈，是四句一首的偈颂体诗，谓“诸佛圣法皆执持，菩提圣行皆奉行，一切善行皆勤习，未来劫波得受用”，这正呼应遥远阿拉善沙漠地方佛教信仰的倾向。至于聚落情况，空间分布和外部联结，可于刻石近处的山势、湖河水源、岩画分布、骆驼行路等探求。

　　吐蕃军政系统至866年完全退出唐朝河陇地区，藏传佛教超越种族并以藏语藏文传承，吐蕃来的僧人与信徒固然随军事占领到来，多半不会随军事失败撤回。于是，巴丹吉林沙漠信仰佛教的聚落可能是后来西夏藏传佛教在本地社会最早的一个源头，而目前认为藏传佛教传到西夏是在北宋元符三年（1100）前后。

　　阿拉善岩画的断代目前大体是将画面内容跟一般相信的人类文明阶段进行对照。藏文刻石为识别本地吐蕃统治时期的岩画提供了内容上的指引，或可在刻石附近依据刻文技法和岩画题材予以进一步的探求。青海和河西走廊现有吐蕃后期藏文碑石和断定为吐蕃时期的岩画，可与阿拉善高原的岩画和刻石结合起来，从区域和生态角度进行理解。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教授；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文物保护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