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平稳中推进，著作和论文成果丰硕，呈现热点突出、选题多样、学科融合、论述深入等特征。

　　热点领域成果颇多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几乎每个学科都梳理了70年来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不例外。王建朗《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分新中国成立后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两个时段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状况加以梳理，认为历经70年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强大，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期待学科的进一步深化与繁荣。针对近代史的两个时段，多位学者也较详细地梳理了晚清史与民国史（侧重政治方面）的研究状况。崔志海《晚清政治史研究70年回眸与展望》认为，7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50—1966年构建革命史体系阶段；1966—1976年遭“影射史学”破坏阶段；1977—1990年代事件史研究臻于成熟阶段；1990年代之后趋于多元化并回归清史学科阶段（《史林》2019年第4期）。罗敏认为，“文革”前17年，民国时期原始档案的整理工作成效显著；“文革”后期，李新等民国史研究的先驱者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确立民国史研究对象是“关于统治阶级方面”的历史；改革开放后，民国史研究成为近代史领域成长最快、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进入21世纪后，随着海内外相关史料的开放与出版，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出现打通相关学科壁垒的新趋向（《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2019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相关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颇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联合主办了“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9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社会思潮、中国与世界等问题展开讨论。《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刊发耿云志《五四：现代中国的新起点》、欧阳哲生《材料、诠释与意义探寻——百年五四运动史研究之检视》笔谈文章，认为百年之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由此真正跨入现代。

　　传统领域获得新发展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也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传统领域，但在学科互鉴、融合的当下，获得了新发展。2019年11月，步平、王建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该书共8卷，是汇集众多优秀学者，历时多年完成的一部大型抗战通史著作。该书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战争，强调抗战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民族复兴具有深远影响和巨大意义；突破既往研究中将抗战史作为单纯战争史的局限，将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重要的历史阶段来把握，将抗日战争放在世界的大环境和战后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近年来，很多不同研究背景的学者转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共党史研究日渐升温。如黄道炫《如何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认为中共革命是一个系统工程，贯彻机制也是环环相扣，在革命理念和政治文化的范导下，会议、巡视、检查、突击、竞赛、群众路线、数目字管理这些具体的落实机制交相影响，共同打造着一个效能优先、有令必行的落实体系。

　　经济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大领域，积累深厚，2019年的突出成果体现在财政与税收方面。在多份史学重要期刊上，均有相关论文发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刊登了刘增合《晚清保疆的军费运筹》（2019年第3期）、柯伟明《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2019年第11期）；《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刊登了任智勇《1850年前后清政府的财政困局与应对》、魏文享《国民政府之遗产税征稽及逃税困境（1940—1949）》等。

　　新技术、新视角、新史料不断应用

　　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发展为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近代史研究》2019年3期发表2篇论文：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谢湜、欧阳琳浩《民国时期汕头城市商业地理的初步分析——以侨批业为中心》，均利用数据库、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等技术，这是长期以文本史料为主的近现代史学者不甚关注的。胡文通过对新建立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数百万条清朝官员信息数据的考察，探究政区分等如何影响到官员的出身、选任以及晋升；谢文通过提取近代日用类书《汕头指南》中商业名录等地理信息，以及房地产卡片中的土地利用信息，利用地籍图和GIS技术，展现并分析20世纪40年代广东汕头埠侨批业的空间分布情况。

　　关注近代中西汇通以来的译介、语词、概念等变化，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视角，近年来成果不断涌现。王士浩《近代以来“规律”的语义变迁——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为重点的考察》指出，今人习以为常的词汇“规律”，在古代汉语中是指人为制定的“规章律令”。晚清以来，随着科学观念的传入，“规律”一词才有了“客观性”“必然性”的转义，但这一义项并未得到普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规律”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黄兴涛《强者的特权与弱者的话语：“治外法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运用》认为，近代西方的“治外法权”概念由外交豁免权与领事裁判权两种性质有别的域外司法管辖权组合而成，这一矛盾含混的内涵结构及其在日常使用中后者遮蔽前者的语用强势，导致中国知识精英有关认知的长期分歧。作为一种概念工具，“治外法权”在清末主要被用于唤起危亡意识、鼓吹变法维新，有效充当了效法西方和日本的改革舆论之话语组件；五四运动及其后，则成为帝国主义罪恶的象征符号和动员国人进行反帝斗争的话语武器（《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史料乃历史研究之基础。近年来，新史料层出不穷，除了众多档案文献，最引人注目者当属日记史料。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不少丛书陆续出版，其中，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和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贡献良多，值得关注。如《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由温州市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的《张棡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共10册）始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终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前后达55年，内容涵盖政治、兵事、经济、教育、实业、农田、灾异、民俗等方面。该日记时间跨度之大，内容涵盖面之广，均属罕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