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运即士兵运动，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一样，兵运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21年成立后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主要力量放在群众运动方面，集中全力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未能对军事斗争给予应有的重视。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背叛与残酷屠杀，迫使中国共产党拿起枪杆子，开展武装斗争，兵运工作应运而生。在瓦解敌军和发展壮大红军的过程中，兵运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的百色起义、宁都起义、两当起义、大冶兵暴即为其例。

　　兵运工作初创时期

　　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7月中共六大召开，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兵运工作的开创阶段。

　　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兵运工作至关重要。八七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11日），正式提出：“完全注重兵士的群众，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革命的将领，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使军队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兵运工作思想的开端。鉴于兵运工作进展不大，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命令各级党部立即开始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兵士运动计划》，对兵运的意义、目的、宣传和组织方法、斗争策略进行了详细分析。1928年7月中共六大也总结了党成立以来领导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最主要的教训是对士兵工作的忽视。1928年7月10日，《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发布，党领导的兵运工作由此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随着党对兵运工作认识的不断深入，兵运取得了显著成就。第一，士兵起义此起彼伏，可谓揭竿而起。从1927年8月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数百次武装起义，其中成建制的士兵起义有十多起，著名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等。第二，各地士兵运动经过曲折的斗争历程，最终走上了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从土地革命战争伊始，共产国际就强调“不要忘记[军事]部队和群众运动的联系”（《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页）。此后的实践证明，起义与暴动要取得成功，“先便要做到工农兵的联合组织”，“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因此，“要积极做兵士运动，要鼓动广大的兵士兵变，必须明白的认清缺乏这一条件工农暴动是很难成功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综合册》，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451页）。无论是南昌起义还是平江起义的余部，后来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工农兵联合”的道路。

　　但是，这一阶段对兵运工作的重要作用仍然认识不够，认为“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1927年8月29日《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在反对所谓“军事投机”“军事冒险”的名义下，片面强调农民暴动的作用，忽视兵运工作的意义与支撑作用。此外，存在“要兵不用官”的极“左”思想，认为做军官的工作就是投机，是机会主义。“我们现在要抛弃那不可靠的上层运动——将变，要做那敌人军队中下层的兵士运动——兵变”（1928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兵士运动计划》）。这样，把“上层”和“下层”机械地对立起来，并且排斥中间势力，是典型的关门主义，这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思想的通病。

　　兵运工作走向复兴

　　从1928年7月中共六大召开到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来信批评六届三中全会，是兵运工作的复兴阶段。

　　中共六大以后，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兵运工作也有了长足进展。一方面，兵运工作影响和覆盖的地区更为广阔。1929年、1930年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造了中国西南边疆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根据地。1929年6月，旷继勋带领川军一个旅2000余名官兵在四川省蓬溪县起义，建立起四川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兵运工作的自觉性、计划性逐渐增强，注意“由英雄土匪式的乱动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政党行动，由无原则的军事烧杀转变到发动群众斗争”。1929年，中共中央举办军事训练班，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兵变。1930年1月，中共中央创刊《军事通讯》，总结并推广兵运工作经验。1930年，李卓然等在上海秘密组办兵运训练班，培养兵运工作骨干。

　　兵运工作开始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兵变起义与士兵日常斗争相呼应，并且提出“模范式的兵变，只有在群众基础与领导正确的条件下才有可能”（193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兵士暴动问题的特别通告》）。六大以前，兵运工作“非常忽视‘秘密艺术’的问题，以致遭受极大的损失”（1928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兵运策略问题的报告》）。六大以后，兵运工作的秘密工作开始吸取过去“组织浪漫”的教训，注意秘密技术，“利用各种的机会公开的或秘密的，群众的或个别的向士兵群众宣传军阀战争的罪恶”，尽量在各军队中寻找旧有线索，打进敌军内部。此外，兵运工作还注意加强士兵日常斗争的鼓动与训练，反对“以为军队中没有日常斗争可能”的错误思想，争取积小的胜利为大的胜利。

　　同时，兵运工作的策略有了初步改观，在实践中突破“要兵不要官”的“左”倾思想，注意上层统战和下层兵运相互配合。以百色起义为例，邓小平就以求实创新精神冲破了“左”倾错误思想对“上层统一战线”的束缚。他在广西俞作柏部开展兵运工作中，实行了“上层统战”和“下层兵运工作”同时进行的策略。在“上层统战”工作中，邓小平亲自同俞作柏、李明瑞真诚相见，坦诚合作；在下层兵运工作中，一方面加紧淘汰军中的落后反动分子，同时积极吸收中共党员、进步青年、工人、农民入伍，增加部队中的工农成分。

　　当然，这一时期的兵运工作受到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危害。一味要求兵运工作采取“进攻的路线，向着敌人的主力部队与中心城市进攻”。同时，过分强调兵运工作的秘密性，“不曾把兵士工作当作群众工作，而只视为一种专门人才的工作”，结果“兵运工作始终是束缚在很狭隘的范围内与很单纯的路线上”。

　　进入曲折发展阶段

　　从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来信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是兵运工作曲折发展的阶段。

　　中原大战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基本结束，蒋介石立刻集中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战争。一时间，“白色统治区域与白军中工作的建立和发展”成为兵运工作的中心任务，瓦解敌军、争取敌军到红军方面来，被认为是“战胜敌人最主要的条件”之一。为了配合反“围剿”战争，中共中央提出，“必须最高限度的加强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于组织兵士暴动和吸引他们到革命方面来”，提出了“把四次‘围剿’红军苏区的经费，拿来改善士兵生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红军苏区”等标语和口号。

　　在这一阶段，兵运工作的组织机构更加完善，对兵运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中央红军从总政治部到各军团及师、各军区及军分区都建立了兵运工作机构——破坏部，并定期举办兵运工作训练班。兵运工作明确分为三类，分类施策，其中，白军兵运——即派人到白军中去工作、对白军的宣传鼓动、对俘虏兵的工作等等。还先后编写了《怎样做白军士兵工作》（1932年7月），发布了《总政治部关于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的训令》，明确“士兵工作是党的基本工作之一，是党的日常工作。党不仅应该动员整个党的组织，有计划的系统的建立与开展这一工作，而且应该动员一切赤色群众组织，广泛的来发展这一工作”。

　　但是，从1930年10月起，由于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得这一阶段的兵运工作与整个中国革命形势一样，呈现出曲折发展的特点，兵运工作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要兵不要官”“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等极“左”思想指导下，参加百色起义的李明瑞、参加宁都起义的季振同和黄中岳等高级军官先后被错杀。宁都起义后，一些领导人主张将原二十六军排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开国将军画传》第二辑《李达画传》，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8页）。在福建事变的处理上，过度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反对“上层分化”，结果使福建事变遭受失败，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所有希望最终破灭。

　　实现根本转变

　　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到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开始，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兵运工作主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从指导思想、方式方法和具体实践都实现了根本转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兵运工作的开展，使兵运工作在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上彻底摆脱“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兵运工作为了适应民族革命战争迫在眉睫的“新环境”，提出由“瓦解白军”转变到“争取白军”。与此相适应，实行新的工作方法，即“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双方进行的，是秘密工作与公开号召同时并进的”。1936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兵运的目前形势及策略问题的决议》，详细分析了兵运工作转变的原因、策略、中心口号与重大意义，标志着党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争取敌军的新阶段。

　　一经摆脱“左”倾关门主义，党的兵运工作迅速走出困境，走上正确轨道。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把兵运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东北军、西北军。1936年5月17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1936年6月，中央专门制定《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1936年7月，成立中共中央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刘鼎、刘澜波、南汉宸等著名共产党员直接参加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兵运工作。经过不同渠道和多条线索、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同时发力，最终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与和平解决。毛泽东对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曾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它“可谓很好的模范”。

　　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兵运工作是中国革命艰苦历程的一个缩影。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宁都起义中走出来一支又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彻底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与危害，中共的兵运工作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以解放战争为例，不但设立了瓦解敌军的专门机构（先为国军工作部，后改为敌军工作部），而且发起了强有力的公开宣传工作，这些工作机构和工作方法都与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兵运工作一脉相承。

　　（本文系教育部课题“中国文化自信与红色文化开发利用研究”（17JD710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协同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