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全面抗日战争的起始点。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为了统一和加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11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展开第二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中枢。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农民生活状况，团结和带领广大边区群众，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减贫斗争，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保障。

　　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初抵陕北，中共中央面对的是一个地广人稀、贫穷落后的生存环境，人口不足150万，耕地面积仅843.1万亩，粮食年产量只有103.4301万石，畜牧业有牛驴10万多头、羊40多万只。整个农村副业及工商业凋敝不堪，植棉、纺织等大都停顿。工业十分落后，边区金融业枯竭，人民生活普遍贫困。

　　物质生活饥寒交迫，吃饭食不见米，常年以糠秕榆叶裹腹。成人穿衣褴褛不堪，衣物破烂到无法缝补时方才丢弃。全家老小挤住一个窑洞，睡在一个炕上，共用一床棉褥，数十年都以此避寒。遇上灾荒年景，野草吃完、树皮啃尽，大量饥民不得不以“观音土”为食，甚至发生卖儿鬻女的惨剧。

　　经济负担赋税苛重，各类苛捐杂税多达80余种。农民所受盘剥异常严重、形式花样繁杂，一些地方的高利贷竟占贫雇农全年收入的45%—85%。同时，大量贫苦农民处于无地或少地状态，30%的自耕农占地10亩以下，且多为远山陡坡地，靠租耕地糊口，终岁收入，不够温饱。

　　社会救济无依无靠，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长期处于无人照管状态。据不完全统计，1939—1945年，边区自然灾害不断，农田受灾面积达2553.7万亩，损失粮食123.3万石，受灾人口160万人次。医疗设施极度匮乏，群众缺乏基本卫生常识，各种疫病流行，每年死亡人数高达八九万人。

　　文化教育愚昧落后。“文化荒漠”堪称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真实写照，“只有乞讨之乡风，无求学之村落”，全区文盲率达98%，民众愚昧迷信，赌博之风肆虐、吸食鸦片之习横行，几无文化生活可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正是在积贫积弱的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面对任务艰巨、情况复杂的贫困局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减贫实践。

　　借助外援  休养民力

　　1937年7月至1940年，在军需困难、民力不足的情况下，边区继承以往传统办法，采取借、捐、拨等措施，以达到休养民力、支持长期抗战的目的。

　　首先，减免税收、广辟财源。这一时期，边区税种、税目较少，税率较低，仅收盐税与货物税。据统计，1937—1940年，边区税收共122713元，仅占财政收入10%左右。边区基本上不征收工商税，仅于1937年起，开始在定边设税务局征收盐税与部分货物税。1937—1940年，边区征收盐税仅115874.50元。同时，通过公营企业收入、罚款、没收、土地征收等方式，增加财政收入1352860.8元。

　　其次，征募代金、解决军需。为解决抗日战争前方战士寒衣，1939年在延安市商民中募集寒衣代金10万元，1940年边区政府向商人征募寒衣代金427705.29元。为解决粮草被服问题，边区政府节约开支，一部分依靠外来成品衣服，一部分买布自己缝制，马草由财政拨款采购，不向农民征收。粮食则主要通过征收救国公粮和政府拨款采购两种方式，保障军需供应。

　　最后，多方筹措、休养生息。边区政府努力争取国内外爱国人士捐款，支持抗日爱国事业。以1940年为例，边区共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以及后方进步人士、海外华侨捐款等抗战外援10502975.8元，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70.5%。1937年，边区政府对全年收入粮300斤以下的农民免征公粮。1938—1940年，对全年收粮350斤以下的农民免征公粮。至于孤寡老弱病残者和遭受天灾者，免交公粮。

　　自力更生  发展生产

　　1941年，由于侵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进入极端困难时期，群众生活异常艰难。边区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激发群众减贫内生动力，减贫实践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首先，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人民生活。实行以“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为目标的精兵简政政策，并开展大生产运动，主要包括：（一）成立合作社。边区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综合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互助组织，劳动效率提高30%—50%。（二）改造“二流子”。1942年1月，边区施政纲领提出“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并通过改造“二流子”运动，把5587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三）开展劳动英雄模范运动。边区政府号召人民学习劳动致富模范，鼓励农民劳动致富，边区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

　　其次，减租减息、减轻民负。1942 年，征粮条例在推进农业统一累进税的同时，将起征点从 5 斗改为 6 斗，切实减轻了贫民负担。1943年10月1日，通过《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将边区减租运动推向新高潮。据晋察鲁豫边区太行山 12个县 15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后，贫农所占户数比例由48.95%下降为42.12%，每户平均占地由4.57亩变为4.69亩。佃户收入增加，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投入大幅增加，促进了农业发展。

　　再次，赈济灾荒、救助贫民。边区政府把“赈济灾荒”作为帮扶贫民的重要工作，其具体方式主要包括：（一）创建难民贫民工厂，以工代赈。1939年，边区政府筹办难民贫民工厂，仅8—12月，难民纺织厂、农具厂、制革厂三家的总盈余分别达到3575.25、1523.3、1304余洋，有效解决了贫民生活出路问题。（二）政府救助和民间互济。1941年5月，《关于赈济灾难民的指示信》规定，对需急赈者可直接放粮款。1942年7月，《继续发放贷款》强调政府发放贷款给贫民，使他们有能力购置种子、耕牛、农具等，开展生产自救。此外，边区政府发动群众互济，包括低利借粮、民间借贷、开设粥铺等。（三）建立义仓、开垦义田。1944年8月，边区政府命令各地普遍建立义仓，荒年辅助贫苦老弱、平时救济老弱病残、孤寡。

　　最后，兴办文教、开启民智。1939年，边区政府开始大力筹措经费办教育，但对贫苦之户一律免募。1942年1月，施政纲领提出：“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通过增设公办、奖励民办，发展小学教育，为贫民免费义务教育提供保障。边区政府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包括夜校、午校、半日校、轮学班、读报识字组等。大力办报，开展民众剧团下乡活动，普及秧歌、春联、歌曲和年画等，丰富群众艺术文化生活，消除群众精神贫困。

　　减贫工作成效显著

　　经过数年努力，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减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农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与全面抗战前比较，多数贫雇农上升为富裕中农，成为乡村中的主要成分。经过土地革命，中农、贫雇农所占耕地占全部耕地的78%，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70%的贫民拥有耕牛和农具，以前无栖身之地的贫民还分到了窑洞，半数以上贫民成为“小康之家”。边区贫民经济负担减轻了80%—90%，赋税合理，除应缴救国公粮外，几乎没有其他捐税，包括羊毛税都予以免征，大多数家庭中有了余粮、余款，财富与购买力大幅提高。

　　贫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边区建立起政府救济、人民互助、帮助群众生产自救的保障体系。1937—1945年，妥善安置移民难民63850户，共计266619人，许多赤手空拳的难胞、贫民经过三年便发展成了有土地、工具、牲畜、粮食的自耕农或富民，贫苦无依的老人、小孩都能得以特殊优抚和照管，消除了因贫穷而沦落为匪盗、娼妓、乞丐的现象。截至1944年，边区有医院11个，卫生所75个，保健药社26个，中西医共1344名。医疗条件得到了有效改善，卫生防疫知识广泛普及，因病致贫人数大幅减少，生病的贫困群众可得到免费救治和药物。

　　贫民文化教育突飞猛进。截至1944年，边区社会教育场所已发展至3007处，学习人数高达30113人，不包括参加冬学的6292人。据1945年上半年统计，小学数量已达1377所，学生数量34004名，贫农子弟占学生总数的68%。随着边区掀起扫盲及文化教育运动，一些贫民摘掉了文盲帽子，主动抛弃了“念书不能当饭吃”的保守观念，贫民的文化觉醒为减贫事业注入了强大动力，成为减贫实践深厚的源泉。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减贫实践，通过大生产运动、赈济灾民、兴办文教等综合措施，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贫苦百姓吃饭穿衣的问题，增强了边区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了边区政权，而且弘扬了民众间互助友爱精神，发展壮大了抗日力量。

　　（作者单位：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