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出现在遥远的古代，外交惯例和制度则出现较晚。在外交惯例或制度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定位问题。在青铜时代（前3400—前1200或前1100年）近东各国丰富多彩的外交活动中，各国借用家庭术语和家庭模式来定位彼此的关系。

　　兄弟关系象征两国友好

　　古代西亚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外交关系。公元前3千纪，苏美尔地区出现了列国争霸局面，基什、乌鲁克、乌尔先后称霸，各国之间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外交活动。在两河流域北部和叙利亚地区，一些国家为了争夺商路权益，以战争手段彼此竞争，或以外交手段扩大势力范围。在这些外交活动中，这些国家发展出了“国际性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各国尤其是处于和平关系中的国家之间，往往通过兄弟关系来界定彼此关系。公元前25世纪，拉伽什国王恩美台那留下的铭文宣称：“拉伽什王恩美台那与温马王卢伽尔凯基奈杜杜建立了兄弟关系。”埃博拉与哈马兹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在两国看来就是一种“兄弟关系”。埃博拉的高官伊布布在写给哈马兹国王使节的书信中说：“我是你的兄弟，你是我的兄弟”，“埃博拉国王伊尔卡博达穆是哈马兹国王孜孜的兄弟，哈马兹国王孜孜是埃博拉国王伊尔卡博达穆的兄弟。”

　　在古代世界，这种兄弟关系象征着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意味着彼此要在外交中立场一致。这在阿卡德王国的那拉姆辛与埃兰君王的条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拉姆辛的敌人是我的敌人，那拉姆辛的朋友是我的朋友”。友好关系代表着一种同盟关系，各国会按照兄弟关系模式，在对外关系中保持行动一致、彼此声援，并且明文禁止友邦间发生兄弟阋墙之事。

　　形成同盟争霸外交局面

　　公元前2千纪上半期，阿摩利人进入两河流域和北叙利亚地区，逐步建立稳固统治，其民族文化对古代西亚国家间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血亲原则对各国关系进行规划，可能源于阿摩利人原始的血亲关系。阿摩利人最初为游牧民族，血缘关系在部族中影响深远，他们进入两河流域外交舞台时，就把这种血亲关系带入外交之中。

　　在这一时代，西亚各国进入大国争霸阶段，形成巴比伦、拉尔萨、埃什嫩那、马里、延哈德、卡特那、埃兰等政治势力并立的局面。很多小国依附于强国而生存，强国则领导着一批同盟国或附属国，形成了以同盟争霸为主要形式的外交新局面。正如马里泥板书信所言，“没有一个国王是靠自己而强大的。10或15个国王追随巴比伦的统治者汉谟拉比，同样数目的国王追随拉尔萨的里姆辛，同样数目的国王追随埃什嫩那的伊巴尔皮埃尔，同样数目的国王追随卡特那的阿姆德皮埃尔，但是有20个国王追随延哈德的雅瑞林”。

　　在这种政治态势之下，友邦之间需要对彼此关系进行准确定位。地位平等的国家间建立起兄弟关系，君王间以兄弟互称，例如埃卡拉图国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与埃什嫩那国王和卡特那国王之间，马里国王金瑞林与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之间。至于地位不平等的国家之间，尤其是具有依附关系的国家之间，则建立起父子关系，宗主国国王为“父亲”，附属国国王为“儿子”。此外，奴隶与主人的关系术语也被用于外交中，附属国君主自称“奴隶”，称宗主国君主为“主人”。附属国的君王不仅对宗主国的君王自称“儿子”，而且对宗主国盟友自称“儿子”。一个附属国君王在给马里国王金瑞林的信中写道：“现在，我已经坐上我父亲的王位，我是你的儿子和汉谟拉比的儿子。”

　　当然，也有某种例外。某些关系特别密切的国家，不会完全遵守这个规则，例如，马里国王金瑞林称呼延哈德国王亚瑞林为“父亲”，这是金瑞林对延哈德帮助其复国的感激之情，而不是马里臣服于延哈德的证据。伊什美达干一世继承埃卡拉图王朝的王位后，在写给驻守马里的弟弟的信中说道：“让我们以诸神的名义发下庄严的誓言，让我们建立永久的兄弟关系。”这里的兄弟关系指的是亚述与附属国马里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年轻国王在先王的盟友面前，通常自称“儿子”，当这些盟友认为其具备条件后，这个年轻国王才开始与这些国王称兄道弟。

　　西亚形成了若干同盟集团，每个集团内部还会形成若干个子集团。因此，国王们具有多重身份，与同等级的其他国王互称兄弟，面对更有势力的国王则自称儿子，在弱小国王面前则自称父亲。君王们的身份地位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而变化。埃卡拉图王朝的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曾经对埃什嫩那俯首称臣，后来摆脱了附属地位，成为与埃什嫩那平起平坐的大国，“他写信给埃什嫩那，以建立兄弟关系”。

　　在外交关系中运用亲属术语

　　从公元前1600年起，近东进入大国外交时代，埃及、米坦尼、巴比伦、赫梯、亚述，成为当时“列强俱乐部”的成员，各国之间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外交活动，留下诸多外交信函、外交条约等资料。

　　在此时的大国关系中，友邦之间继续以家庭关系构建彼此关系。君主之间互称“兄弟”，王后之间互称“姐妹”，一国君主与他国王后以兄妹相称，一国的王子则称呼他国君主为“父亲”，俨然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大家庭。有些学者形象地将阿马尔那时代的近东世界称为“大村庄”，大国君主之间的关系就如邻里一般，彼此之间称兄道弟。也有学者说，阿马尔那时代的国际关系是以人际关系为模型塑造出来的，国家之间的交往似乎就是社区内不同家庭之间的交往，日常生活的交往方式以悄然渗透的方式运用于国家交往中。

　　在近东外交关系中，兄弟关系是核心，也是大国间最基本的关系。在阿马尔那泥板书信中，兄弟关系用阿卡德词汇“athutum”来表示，这个词本身既有兄弟关系又有伙伴关系的意思。兄弟关系的建立表明了大国之间友好关系的确立。这一称呼仅仅适用于友邦之间，没有得到承认的国家不可以使用。亚述王阿淑尔乌巴里特一世在写给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建交书信中，没有贸然称呼对方为“兄弟”，仅仅称呼为“埃及王”，在得到埃及承认后，才开始以“兄弟”相称。兄弟关系暗示两个王室家族之间紧密的个人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的建立是以两国互相承认为前提的。

　　大国君主之间的兄弟关系可以延伸到两国其他成员，如王后、王子以及国家的官员。这些成员以君主间的兄弟关系为模式，建立彼此间适宜的关系模式。阿拉西亚一名总督给埃及一名总督的信中，按照国王之间的“兄弟关系”模式，将埃及总督称为“兄弟”。赫梯王子孜丹写信给埃及法老，按照家庭准则，赫梯王和埃及王是兄弟关系，所以他将埃及王称为“父亲”。在拉美西斯时代，埃及法老的王子在写给赫梯国王的信中同样称呼赫梯王为“父亲”。从埃及与赫梯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近东各国王后之间以“姐妹”相称，而埃及法老与赫梯王后、赫梯国王与埃及王后之间则以“兄妹”相称。年龄相差悬殊的国王之间，年轻者往往称呼年长者为“父亲”，“这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尊重，没有政治含义”。

　　众所周知，古代近东的家庭一般为大家族，其中有家长、子女和奴隶。在这样的家庭中，家长具有绝对权威，在对外交往中，家长代表整个家庭。在国家层面，国王就相当于大家族的家长。在青铜时代的近东外交中，家庭术语被逐步运用于外交关系，从公元前3千纪的兄弟关系，到公元前2千纪上半期的兄弟关系、父子关系、主奴关系，再到公元前2千纪后半期丰富多彩的家庭关系，无不体现出亲属术语对各国外交关系定位的塑造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阿马尔那楔形文字泥板整理研究”（14BSS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