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风潮肇始于1894—1895年甲午战争。甲午一役，创巨痛深，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救亡图存和维新思潮迅速兴起。处存亡之秋，图自救之术，其一重要指向即为翻译西书、讲求西学，而讲求西学“以派人出洋为要”，且“西洋不如东洋”，浮槎东渡遂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重要趋向。以1896年驻日公使裕庚招募13名学生赴日为始，掀起留学日本热潮。清末民初，留日学生成为译介西学的重要群体，而西学的译介使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可能。青年学生东渡之时，恰值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兴起，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学说风行于日本舆论界。因此，留日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群体。

　　以翻译介绍为主

　　留日学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个阶段以1900年《译书汇编》刊译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为始，直至辛亥革命前夕。甲午战争加速了以军工业为核心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矛盾日益突出，社会主义思潮勃然而兴。耳濡目染，留日学生自然将目光转向这一新的社会思潮。

　　1900年，留日学生以“将欧美日本‘学理’最新之书……汇辑成编，饷遗海内”为初衷，创办《译书汇编》。从第1期起，即连载刊译了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书中提到了德国社会党和第一国际，称马克思主张“均贫富之说”。此后，在《浙江潮》《游学译编》《江苏》《湖北学生界》等留日学生主办的刊物中，陆续出现了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文、撰文。

　　几乎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同步，留日学生掀起了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村井至知的《社会主义》等大批日本社会主义著作，在短时间内经留日学生的翻译而传播至国内。在译介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唯物论”“阶级”“资本”等大量社科术语，不仅直接借用了日语汉字词汇，而且沿用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界定和阐释。这一阶段的传播以译介为主，内容零碎，影响范围也相对狭小。

　　从日本转向国内

　　第二个阶段以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为始，直至俄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共和政体甫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踌躇满志，以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均已实现，当务之急在民生主义上，要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在孙中山的表述中，民生主义即为社会主义，两者为同义之语，主张要对社会主义“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在此背景下，国内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报刊杂志迅速增加，其中《民立报》《社会世界》《新世界》等颇值得称道，先后刊登《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等译文，较为完整地连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场由日本转到国内。在译介的基础上，部分归国留日学生进行了创立社会主义政党的首次尝试。但是，当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形成北洋军阀统治之后，这次热潮就迅速告终。与第一阶段相较，无论在持续时间还是传播内容上，这一阶段都未有实质性的突破。

　　十月革命之前，留日学生对社会主义无疑是感兴趣的。他们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阶级冲突和贫富悬隔，了解了西方社会种种不治之症，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产生了怀疑。但是，囿于历史和思想的局限，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还未能清晰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革命性，他们所宣传和主张的，不过是根据自身特点和利益而嫁接出来的社会主义学说。

　　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营养

　　第三个阶段以十月革命为始，至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纲领为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最为重要的阶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视角。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这是一个事实；十月革命依据马克思主义指导而取得了胜利，这又是一个事实，两个事实推动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这一阶段，留日学生通过译书、办报、成立研究会等方式，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积极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营养，以解决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迫切现实问题，探求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以张东荪、张君劢、陈溥贤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晨报》为传播的重要阵地，最早设立“马克思研究”专栏，先后登载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译文。《晨报》也较早地对劳农俄国予以关注，介绍了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人的生平和学说。后来成为国民党理论家的沈玄庐、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人，在这一阶段也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创办了《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建设》等刊物，影响甚广。与《晨报》相比，他们更注重对唯物史观和劳工问题的研究，著有《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阶级斗争之研究》等文章。

　　在这一阶段，最为得力的当属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或译书，或撰文，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唯物史观说”“经济学说”“阶级斗争说”“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一个浑然的有机完体”，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他们与改良派和戴季陶、胡汉民等人是截然不同的。虽然改良派和戴季陶、胡汉民等人曾经不同程度地颂扬过劳动，哀怜过工人的痛苦，但都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到救世主位置上。例如，戴季陶一方面力倡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增加工人智识，另一方面又宣称要警惕工人发生“无意识的暴动”，并视此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呼吁“有智识有学问的人”在“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以免“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适的一方面去”。相比之下，初具共产主义信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则真正深入群众，相信群众力量，他们不单单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潮学说加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此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理性思辨的自觉选择

　　甲午一役的失败，将清王朝的“满目疮痍”暴露于国人视野之中。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和国将不国的外部挑战，将国人引上求生存、谋自强、图发展的历史轨迹。留日学生群体即产生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之中，他们身负期待又满怀沉痛。中国向何处去，在形形色色的思潮面前如何进行选择，这是留日学生反复比较推求西方思潮的原点。

　　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都曾摆在他们眼前，甚至对他们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然而，通过与各种思潮的交锋，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革命性和批判性，最终在论战和实践中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之成为一个“统系完全的主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使中国革命有了现实可操作的路径，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要求。留日学生群体几番思想流转、聚合离散，初具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在反复比较与推求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既是救亡运动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也是他们自身理性思辨的自觉选择。

　　（本文系2017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课题“‘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专题教学论——以留日学生群体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为切入”（TJSZZX17-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科技大学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