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是先秦重要典籍，乃史官为君王提供鉴戒而作。它孕育于文明初曙之际，生发于礼乐勃兴之时。春秋时期，称述志书者不仅有赵衰、子产等股肱之臣，亦不乏楚庄王这样的一国之君；不仅有曹子臧、秦后子等王孙贵胄，亦不乏孔子这样的儒家先师。可见，当时志书堪与《诗》《书》等原典比肩，其影响不言而喻。然因其亡佚既久，且传世佚文不多，故有必要对其基本情况和鉴戒功用予以阐释。

　　现存志书佚文有两个来源

　　就志书体例而言，一则完整的志书文本由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两部分构成，一篇志书则是由数个这样的文本组成。现存志书佚文大致有两方面来源。

　　一方面主要是散见于《左传》《国语》及先秦诸子典籍的称引，共有佚文20余则。其中，绝大多数佚文见于《左传》《国语》，少部分佚文见于《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诸子典籍。被称引的志书或简称为“志”，或称为“故志”“前志”“军志”“礼志”“仲虺之志”“史佚之志”等。称引志书的方式多数是只称引其警句格言部分，如“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左传》成公十五年）“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国语·晋语九》）亦有称引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俱全的完整志书文本者，如《国语·楚语上》：“其在‘志’也，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征衙。”当然，最后这种情况是极少数的。

　　另一方面则来源于《逸周书·史记》。“志”“记”二字上古音相通，“志”为章母之部，“记”为见母之部，二字可相通转。《吕氏春秋·务大》中“尝试观于‘上志’”一句，在《吕氏春秋·务本》中作“尝试观‘上古记’”，可证志书亦可称作“记”。《史记》是《逸周书》第61篇，也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志书篇章。《逸周书·史记》由28则志书文本组成，其中绝大多数为警句格言和历史事件俱全的完整志书文本，仅有历史事件而没有警句格言的志书文本共有2则。黄怀信认为：“《史记解》所记多与《纪年》合，当属可信，是我国最早真正以史为鉴的史学著作”，并以《史记解》为“本出于西周而经春秋加工改写者”。（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3页）另据学者研究，《逸周书·史记》的历日具有西周时期特征，而语言风格又带有战国时代特点（参见张怀通：《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37页）。由此可见，《逸周书·史记》当草创于西周时期，后来很可能经过春秋、战国时人增补或改写。

　　源于史官讲史传统

　　关于志书的产生背景，目前只能通过“仲虺之志”“史佚之志”、《逸周书·史记》等志书佚文及传世文献中的零星线索进行上溯。我们先从创制于西周中期的《逸周书·史记》谈起，其开篇即对制作背景做了交代：“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闻。”吕思勉指出：“此篇记穆王命戎夫主史，朔望以闻，借以自镜。”（吕思勉：《经子解题》，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5页）可见，作为志书，《逸周书·史记》篇的制作出于史官为君王讲史以供鉴戒的目的。

　　早在西周初年，这种传统即已存在，“史佚之志”大概就是因讲史而产生的志书。关于史佚其人，据《汉书·艺文志》及《国语》韦昭《注》等文献记载，其历仕文、武、成、康四朝，是一位长寿史官。从“因重而抚之”（《左传》襄公十四年）、“兄弟致美”（《左传》文公十五年）等佚文不难看出，“史佚之志”创制于西周礼乐文化浓厚的历史氛围。

　　若再往上追溯，文献中称引的“仲虺之志”似乎可将志书的发展史上溯到殷商初年。有关仲虺其人，《左传》宣公十二年杜预注“仲虺”云：“汤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后。”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前掌大村薛国公族墓地出土的不少青铜器铭文都有族氏“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这大概由于作为先祖的仲虺曾担任史官的缘故。李学勤据此推断，“仲虺之志”与“史佚之志”当同为历史性质的书，仲虺也应与史佚一样具有史官身份（李学勤：《仲虺之志与薛国史氏》，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165页）。“仲虺之志”的佚文内容均与存亡有关，如“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左传》襄公三十年），正可与当时“殷革夏命”的时代特点相契合。

　　综上可见，志书源于史官讲史传统。从商初的仲虺，到周初的史佚，再到西周中期穆王时代的左史戎夫，有人物可考，有佚文可据，有史事可稽，形成了一条商周两代连绵不绝的志书传承链条。“讲史”作为史官的职业行为，通过罗列大量关乎国家兴亡成败的历史事件，提炼出治国理政须特别加以警惕的经验教训，以此来垂诫君王，匡正过失。此为志书在“造篇”时期的功用所在。

　　具有较为鲜明的他诫特征

　　警句格言与历史事件是一则志书文本构成的两个要素。警句格言多由一个或几个典型的历史事件中总结提炼而来，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约束性。而历史事件均是活生生的例子，颇能使人戒惧。如《国语·楚语上》中的“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征衙”，这则志书的警句格言部分正是从郑、卫、宋、鲁、齐、晋、秦7国因筑造大城而国君败亡的史事中提炼的经验教训，格言与史事高度结合，使这则志书留下的经验教训足以发人深省。类似的例子还有《逸周书·史记》中有关上古28个邦国部族败亡的史事及教训，如“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须特别指出的是，不少志书警句格言部分的语言风格具有较为鲜明的他诫特征。所谓他诫，就是使他人产生警惕。这些警句格言主要通过使用肯定句、否定句和疑问句体现他诫特色。

　　首先是含有“必”的肯定句。如：“礼志”有之曰：“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国语·晋语四》）此则佚文为晋国大夫赵衰劝晋文公娶秦国怀嬴时所称引，3个“必”字可译为“一定要”，告诫意味明显。

　　其次是含有“不”或“无”的否定句。如“军志”曰：“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是晋楚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前夕楚成王称引，意在告诫臣下不要轻易与有德者晋文公为敌。否定副词“不”使句子变为祈使句，他诫色彩强烈。再如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左传》僖公十五年）这则志书佚文的历史背景是：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兵败被俘，秦穆公欲杀之，秦大夫子桑予以劝阻时称引了这则佚文，“无”可译为“不要”。以上两种句式，前者带有命令语气，后者则属于禁止语气，极易引起受众对象的警惕，他诫特征明显。

　　最后是含有“奚”或“何”的疑问句。如“志”曰：“骄惑之事，不亡奚待？”（《吕氏春秋·贵当》）史佚有言：“非羁何忌？”（《左传》昭公元年）以上含有疑问代词“奚”“何”的疑问句，其实表达了一种肯定的态度，同样能够起到使人警醒的作用。

　　称引情况反映其鉴戒功用

　　从《左传》《国语》中时人称引的志书佚文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他诫，这种情况最多，凡13例。如《左传》昭公三年，季武子欲轻视前来朝见的小邾穆公，穆叔认为这样不可，小邾来朝是修两国旧好，穆叔引用志书中的“能敬无灾”“敬逆来者，天所福也”，对季武子加以告诫。二是自诫，这种情况共4例。如《左传》文公二年记载了晋国中军将先轸无端废黜狼瞫的车右职位，朋友劝狼瞫发难报复先轸，狼瞫引用“周志”约束自己：“‘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拒绝了朋友的建议。三是评论事件，这种情况共9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引用志书中的“克己复礼，仁也”来评价楚灵王败亡于乾溪之事。

　　通过分析文献中时人对志书的称引，我们可进一步了解其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鉴戒功用，并由此得出以下特点。

　　其一，春秋时人通过称引志书，进行自我警戒、告诫他人或评论事件。当时，有贤名的贵族公子（如曹子臧、秦后子等）多以志书自诫。相比之下，臣下征引志书向君主或上级提出建议者，为数最多（属“他诫”类），这类建议大多被采纳，足见志书对时人行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其二，志书为晋、楚、秦、鲁、郑、曹、宋等各国贵族广为称引。其中以晋人为最（凡8则），可见该国对志书的重视。晋卿赵衰精通志书，曾援引“礼志”劝谏晋文公，晋智武子谓赵衰“导前志以佐先君”（《国语·晋语六》）。其次是鲁国和楚国。鲁国是传统礼乐大邦，传承志书自不待言。楚人称引“军志”最多，据《国语·楚语上》，申叔时列举楚太子的九门课程中就有“故志”，可见楚国贵族教育对志书的重视。从以上各国的称引不难看出，志书是春秋时代教育的重要内容。

　　其三，从志书的称引情况来看，按照志书中的原则行事者，大多能够取得成功。反之，则会遭到失败。可见志书在当时政治、军事生活中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及鉴戒意义。鲁宣公十二年（前597）的晋楚邲之战中，志书的这种功用表现得最为明显。战役前夕，晋中军副帅彘子违反“仲虺之志”所讲的“取乱侮亡”，坚持要渡河与楚军交战，结果晋军战败。而楚国的孙叔根据“军志”记载先发制人，最终击溃晋军。这场战役中，晋楚双方的一败一胜恰好形成鲜明对比，志书的鉴戒功用由此可见一斑。

　　战国时期志书渐趋沉寂

　　志书发展到战国时期，呈现式微趋势。主要原因是，作为“学在官府”时期的产物，志书蕴含的是西周春秋时期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礼乐文化。到战国时期，血缘政治逐渐为地缘政治所取代，志书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凭依。故此，在战国诸子百家中，只有尊崇礼乐文化的儒家将志书警句格言奉为圭臬。其他诸子学派大多根据需要，灵活地采用志书中的历史记载著书立说，从而将其作为一个丰富的“史料库”。志书正是以这种方式融入了诸子学说，并渐趋沉寂。据学者推测，“至迟到了汉武帝时代，先秦各种‘志’书均已不传……东汉班固撰《艺文志》，也不曾著录任何一种志书”。（参见赵伯雄：《先秦“志”书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增刊1）可见，先秦志书大概亡佚于“秦火”。

　　志书虽为遗响，但并非绝响。其吉光片羽之佚文已化为涓涓细流，滋养着传统文化之源。譬如“军志”云：“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 昭公二十一年）此言实为后世兵法所谓“先发制人”“后发制人”的最早出处。再如“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昭公十二年）据《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可见孔子回答时所依据的正是志书。此外，还有“‘志’曰：能敬无灾”（《左传》昭公三年），“‘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左传》襄公四年）等，皆已化为我们耳熟能详的习语，成为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志书不同于《汉书》等后世正史中的《天文志》《地理志》等“志”。前者是先秦时期的讲史档案，后者则是汉代以降正史中专记典章制度兴废沿革的史书体例，二者名同实异，不可相提并论。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