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嬉，又称冰戏或冰技，特指清代每岁于太液池举办的宫廷冰上体育运动。在中国古代冰上活动中，清代冰嬉堪称最具近代体育特征的运动形式。其持续时间较长，本为满族国俗，自乾隆朝形成制度，中经嘉庆、道光两朝，前后实际运行百余年。冰嬉以八旗冰上竞技、表演为主要内容，具有显著的竞技体育特征，彰显祈祷天时、与民同乐、事亲孝谨、以德教化等理念。
冰嬉岁以为常
清人对冰雪运动的喜爱，可追溯至关外时期。东北地区气候寒冷，满族以擅长冰上行走而著称。据满语字典《清语择钞》记载，努尔哈赤率部攻打巴尔特虎部落，“时有弗古烈（部落首领名）者，所部兵皆着乌拉滑子（满语，滑冰工具，类似今冰鞋——引者注），善冰行……一夜行七百里”。在统一东北各部落的战争中，满族士兵的冰上作战优势得以体现，利用“结冰如桥”的天时与地利，“渡冰攻寨”，易于大获全胜。满族部队的军事实力亦往往用“甲胄耀眼，如腊月冰雪”或“盔甲鲜明，如三冬冰雪”等词汇加以形容。入关后，为保持八旗作战优势，清廷规定：关外士卒，冬季结冰后练习溜冰；而挥师入关的八旗，则在河泽腹坚之时保持冰上训练。太液池举办的冰嬉大典，即由此而来。
据高士奇（1645—1704）所著《金鳌退食笔记》载，康熙年间，太液池已有八旗士卒的冰上活动。“以木作平板，下用二足，裹以铁条，一人在前引绳，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飞”，称为“拖床”。冰上作掷球之戏，则“每队数十人，各有统领，分伍而立，以皮作球，掷于空中，俟其将堕，群起而争之，以得者为胜。或此队之人将得，则彼队之人蹴之令远。喧笑驰逐，以便捷勇敢为能”。冰床主要为娱乐，冰上掷球则以军事训练为主要目的。终康熙一朝，冰上训练仅列为常规，尚未形成制度。从实录、起居注的记述来看，康熙帝除夏季避暑外，幸瀛台多在十月，用以阅试武举骑射，一般十一月、十二月例不到瀛台。
雍正朝阅试武举的时间延展到十一月、十二月，但史料中未出现皇帝阅试冰嬉的记述。自乾隆二年（1737）起，皇帝隆冬时节驾幸瀛台的记录增多，虽未明言为阅冰嬉，但除举行阅试武举骑射的传统政务活动之外，显然另有安排，乾隆五年，曾因“瀛台建造多年，不无损缺”，加以修葺。这次修建大致与大规模冰嬉的展演相关联。冰嬉见于清代文献，最早是在乾隆十年，乾隆帝作《冰嬉赋》，至晚到此时，冰嬉已经作为正式制度，每年按时举行。乾隆朝实录编纂的《凡例》始明确规定：“紫禁直宿兵丁、侍卫皮衣银两，巡幸、行围、冰嬉、扫雪、善扑、旗租等赏赉，皆书。”清人德保诗中有“曩者侍瀛台，冰嬉岁为常”之句，反映出乾隆朝冰嬉大典之盛。
在嘉庆、道光两朝实录的修纂凡例中，均有对冰嬉加以载述的规定，并改之为冰技。嘉庆一朝，尚能维持按年举行。道光时期，随着清朝国势衰微，限于财力，冰嬉大典已经很难如期举行。道光十一年（1831）至十三年，曾连续停阅八旗、内务府三旗冰技。道光十四年、十五年恢复，但每年仅阅一天，仅具有象征性而已。自道光十六年至十九年，“命内务府三旗冰技照例豫备，停阅八旗冰技，仍给半赏”，说明冰嬉的规模已经缩减多半。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停阅八旗、内务府三旗冰技，仍给半赏”，冰嬉的举行实质上已告终止。至咸丰朝，实录修纂凡例中仍按例列冰嬉为赏赉制度，但有名而无实，并未举行。此后，实录凡例中亦删此项，在制度上宣告终结。
冰上盛会丰富多彩
清代冰嬉的运动项目主要有三项，即分棚掷鞠、抢等和悬的演射，均有浓厚的竞赛性。据乾隆帝《瀛台雪景诗》诗注，“每冬太液冰坚，令八旗与内府三旗简习冰嬉之技，分棚掷采球，互程矫捷，并设旌门，悬的演射，用娴步伐止齐之节。皆轮番阅视，按等行赏，以为常例。”分棚掷彩球大致与高士奇所见冰上掷球相似，抢等相当于速滑，悬的演射则考验滑冰技法和射箭本领。嘉庆帝的《御制观冰嬉诗》反映了竞技盛况，“万顷液池玉鉴凭，八旗劲旅竟超腾。雷轰三叠齐呈技，电掣千夫各奏能。飞矢射时全命中，彩球抛处又分堋。嘉平行赏羽林遍，习武昆明例事仍”。在《御制观冰嬉诗》的诗注中，嘉庆帝进一步解释，“冰嬉之制，藉习武以行赏赉，示嘉惠兵丁之至意。每岁冬月，简八旗子弟角艺液池，皇父亲御冰床，第其高下，以次颁赏。勇者特旌，余者均赐，所以鼓励而激劝之者，即一较技间仰见仁至而义尽焉”。竞技场上你争我赶，一片欢腾，故汪由敦《恭和御制太液冰嬉元韵》诗中有“争先矜独得，展技妙俱殚”之句。
现存乾隆朝史料中，较为详细的冰嬉记述见于乾隆十七年起居注，乾隆帝分别在十二月初一、初三、初七、初八日，幸瀛台阅冰嬉。史料所见，每年冬至后，皇帝“分日阅看”冰嬉，时间为4—10天不等，但渐以10天为常，整体“可延续月余”。参演冰嬉的队伍由起初的八旗拓展至内务府三旗。据《清文献通考》，每年从八旗各挑选善走冰者200名，内务府预备冰鞋、行头、弓箭、球架等项，从十月开始训练，至冬至后皇帝驾幸瀛台等处阅视。据此，规模最大时参与冰嬉的人员达到5000人左右，而观众总人数亦大体相当，可谓冰上运动盛会。
观清人金昆等所绘《冰嬉图》可知，在一场悬的演射中，八旗士卒按上三旗、下五旗顺序依次上冰道竞技，其中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各16人，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各14人，共120人。一旗之内以及各旗之间，分别构成竞争对手，互相角力争先。因参赛士卒众多，只能分批分拨检阅。清人王昶《瀛台观冰嬉》诗云，“严冬复此骋绝技，但觉勇气如川增。二十四旗尚未竟，明晨更看流飞矰”，反映出赛事的紧张激烈与连续性特征。
皇帝除颁赏获胜者外，凡参赛者均赐有赏银。据《清文献通考》，“头等三名，各赏银十两；二等三名，各赏银八两； 三等三名，各赏银六两；其余兵丁各赏银四两。”据此估算，年度冰嬉表演期内的花费在3万两以上，加上历时两个月的训练，以及参与兵丁的装备和冰上器具的费用，数目必然更为惊人。鸦片战争后，清廷无力举办冰嬉，亦可想见。晚清时期，宝廷游览金鳌玉蝀桥，只能遥想冰嬉的壮观，“忽忆当初全盛时，冬宫春园岁迁移。隆冬雪霁每巡幸，液池冻合呈冰嬉。我生也晩觏寇乱，宵旰无暇游观稀”。
游戏中寓涵习武之义
冰嬉不仅为冰上运动，而且是满族习俗，事关八旗部队的作战能力，在乾隆一朝得到了帝王的高度重视。乾隆帝将其设为清朝典章制度的一部分，与四海升平、经济富庶、政局稳定和王朝综合实力彰显的历史环境相映衬，亦与祈祷天时、与民同乐、事亲孝谨、以德教化等传统治国理念相融合。
乾隆皇帝自称，冰嬉之所以设为典制，是“顺时陈国俗，择地试雄观”。同时，“春耕藉以劳农，冬冰嬉而阅伍”，封建帝王治国以农事与武事并重。对八旗士卒而言，冰上演练既是传扬满族传统，又能锻炼身体素质，为军事行动提供训练基础，同时帝王亦得借以“习劳行赏”，以恩赏手段帮助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故此，乾隆帝自认为，“国俗有冰嬉之技，每岁冬至后至腊日，于太液池按八旗排日简阅，分等赏赉，既可肄劳习武，兼以励众施恩，诚万年所当遵守之善制也”。
在阅视冰嬉之时，清代君主也敬天礼佛，希望资借佛力，普福苍生。每年腊月初八，乾隆皇帝往往先到大高玄殿、永安寺、阐福寺等处拈香，以祈祷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冰嬉大典的举行也是皇帝亲孝行为的具体表征。腊八日祈福后，乾隆帝会亲自陪同皇太后于悦心殿吃早餐，继而至澄怀堂进茶果，然后登上遐嘱楼阅冰嬉。嘉庆四年（1799），因父亲崩逝，嘉庆帝命“二十七月内，停止阅看冰技”。从史料来看，腊八节的冰嬉是内务府三旗的专场表演。乾隆、嘉庆之间，石韫玉曾三至瀛台，其中一次正逢腊八日冰嬉，他亲眼目睹的场景是，“上御冰床行冰上，文武官皆从。内务府子弟分队执旗持弓矢疾行冰上，往来如驶，队伍如一，穿旗门而过，回身仰射彩球，中者受赏。于此见皇朝家法，于燕嬉之中亦寓习武之义”。
除皇室外，在京臣僚也获准观看冰嬉。查礼（1716—1783）在《冰嬉曲》一诗中写道：“严寒结冰坚如石，太液池冰厚逾尺。宸游乐与民同之，万几之暇为冰嬉。”举行冰嬉大典重在与民同乐。一般来说，冰嬉每年冬至后举行，至腊八日结束，但自乾隆二十八年后，往往把腊月二十一日定为冰嬉举行的最后一天，该日藩部年班以及朝鲜、安南、暹罗、琉球等国的使臣得以观看冰嬉表演。乾隆帝在《嘉平廿一日于西苑觐年班各部并台湾生番示以冰嬉即事得句》一诗中道出良苦用意，“冰嬉仍寓诘戎训，苑觐都怀奉朔衷。众喜康强颂四得，独深虔巩昊恩蒙”。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冰嬉的举行也有例外。嘉庆九年、道光四年、道光九年均曾因天暖冰薄，皇帝令停止阅看冰嬉，但仍减半颁赏给八旗士卒。
自乾隆十年前后至道光二十二年，冰嬉作为清代有章可循的典章制度次第举行百余年，其持续时间之长，堪称中国古代冰上运动史之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人文北京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