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是春秋战国时代存立于燕南赵北（今河北省中部）的重要国家，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中山之地，方五百里”，“战国所以盛衰，中山若隐为之枢辖”。然而，史籍对其史实记载既破碎又模糊。20世纪70年代，中山故都遗址与王陵的发掘、中山王方壶等器物铭文的释读，丰富了中山后期史料。近年来，清华简《系年》的发表、行唐故郡遗址与贵族墓葬的发掘，为重新思考中山国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契机。
白狄东迁华北平原
中山作为一个国家，首见于《左传》定公四年所载“春三月”召陵之会上晋卿荀寅的讲话：“水潦方降，疾虐方起，中山不服”。同年《春秋》又记“秋七月……晋士鞅、卫孔圉帅师伐鲜虞”，依《左传》义例，鲜虞即为中山。在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中，第十八章有“（晋）遂盟诸侯于召陵，伐中山。晋师大疫且饥，食人”。三者所讲为一事，可以互相参照，以还原这次晋伐中山之役的经过。
春秋中山的建立者，学者公认是姬姓白狄鲜虞氏。春秋中期前，白狄主要活动于今陕西省北部、山西省西北部地区，之后陆续向东迁移，春秋中期偏晚，越过太行进入华北平原。公元前506年以前，白狄的分支鲜虞氏在今河北省中部一带建立中山国。在此之前的较长时期内，《国语》《左传》等不提中山，只提鲜虞或白狄。因此，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认为，当时白狄鲜虞氏尚处于部落联盟阶段。
鲜虞部落联盟由鲜虞氏、肥氏、鼓氏、厹繇氏组成，鲜虞氏是其中最强大的氏族，在今河北省正定县、灵寿县、行唐县、定州市一带。201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一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遗址进行发掘。至2017年夏，清理东周时期墓葬29座，发现墓地以南的故郡城址等古文化遗存6处，初步确定故郡城址应与墓地密切相关。笔者估计，这个城址可能是鲜虞氏都邑。
肥氏大约存立于白狄东出太行至鲁昭公十二年（前530）之前的时期内。《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六月……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昔阳是肥氏的都邑，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鼓氏的存立时间比肥氏略多十余年。《左传》昭公十五年载：“秋，……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三月后“克鼓而反……以鼓子鸢鞮归。”昭公二十二年载：“晋之取鼓也，既献而反鼓子焉。又叛于鲜虞。六月，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以鼓子鸢鞮归。”鼓氏领地在今河北省晋州市。
厹繇领地在今山西省盂县。《吕氏春秋·权勋》载：“中山之国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厹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必欲攻我而无道也……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不听……（赤章蔓枝）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厹繇亡。”厹繇亡于晋国上卿智伯之手，而智伯于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被赵、魏、韩消灭，那么厹繇灭亡至晚在公元前453年以前。
有助于考察早期国家形态
由以上鲜虞、肥、鼓、厹繇概况可知，鲜虞部落联盟有三个特点。其一，语言与中原华夏不同。氏族之一为厹繇，其首领名为赤章蔓枝、鸢鞮、绵皋，这些称谓可能是汉译，原本当为狄语。《左传》襄公十四年载，“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正是这种情况。其二，鲜虞部落联盟有都邑而无边防。晋灭肥、鼓，智灭厹繇，都是大军直奔城下。《左传》昭公十三年载：“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冲兢，大获而归。”警边是中原华夏的卫国方式，而鲜虞不警边，说明其无边防。其三，鲜虞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是血缘与地缘结合，以血缘为主。肥、鼓、鲜虞是氏族，昔阳、中人是居邑。联盟以氏族为号，说明血缘在联盟中居主导地位。《国语·晋语九》载，鼓氏之臣夙沙釐在鼓灭亡后说：“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岂曰土臣？”反映了鲜虞人轻国家而重血缘的部落联盟意识。
鲜虞部落联盟的存立，与其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有密切关系。有学者认为鲜虞经营游牧生活，也有学者认为是游牧与农耕结合。其实，至春秋时代，包括鲜虞在内的戎狄已从事定居农业生活。林沄《戎狄非胡论》（《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认为：“就中国长城内外的华北地区而言，则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已可断言，并非自古以来就是游牧地区”，“中国北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广布着农业定居居民，从夏代开始的气候干冷化过程，也并未很快就使这一地区变成游牧地带……并没有记载说他们是‘随畜牧而转移’的游牧人。相反，有些文献中明确记录了戎狄是有城的。”结合《左传》等所载鲜虞人的昔阳、左人、中人等城邑，可知包括鲜虞部落联盟在内的戎狄的生活方式并非游牧，而是定居农业。
《史记·夏本纪》云：“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殷本纪》云：“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秦本纪》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嬴姓是古老的东方部族，国家结构与社会政治生活带有部落联盟遗存，所谓“用国为姓”、“以国为姓”，就是血缘与地缘结合。由于材料缺乏，今人对这种结合的认识较为茫然，常常不得不运用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的资料，作为考察华夏部落联盟的参照。鲜虞部落联盟为相关研究增加了本土内容，况且白狄为姬姓，与黄帝同姓，与华夏同出一系，对于考察华夏早期国家形态，其价值更为凸显。
鲜虞中山复国可成定谳
进入战国后，中山国史实有《战国策》等记载，相对于鲜虞部落联盟时期较为具体一些，但与战国七雄相比，仍不明朗。尤其战国早期魏国灭中山并统治二十多年后，鲜虞中山是否曾经复国，至今都是学者争讼纷纭的问题。
有关中山复国的记载，首见于《史记·乐毅列传》：“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清代学者程恩泽等人对鲜虞中山复国持怀疑态度；现代学者钱穆等也认为中山没有复国，赵武灵王所灭是魏属中山；李学勤等人则坚持鲜虞中山复国说。
考察魏灭中山前后史实，主要依靠两方面材料。首先是传世文献，有两个支点。一是《史记·赵世家》所载“（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这一年是公元前414年，下距公元前406年魏文侯灭亡中山大约九年。这个“中山”显然是鲜虞中山，“武公”是鲜虞中山武公。二是《世本》所载“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其中，“中山武公”即为《史记·赵世家》提到的“中山武公”。至于“顾”的地望，自东汉至今，学者们一直众说纷纭，主要有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河北省唐县、河北省晋县（今晋州市）、河南省范县等说。“灵寿”是中山国故都遗址，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陵M6的墓主即为中山桓公。
其次是出土材料，有三个支点。一是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陵M1（墓主为中山桓公之孙、中山成王之子中山王厝，卒于公元前309年或前308年后不久）出土玉卜卜辞“壬申卜，行与，桓子（占曰）：匽吉”。即是说，桓子（即中山桓公）贞问举大事，结果吉利。林杰、马涛《中山国玉卜卜辞试释》（《文物春秋》1990年3期）认为即指桓公复国而言。二是中山王陵M1出土的鼎铭“昔者吾先祖桓王……身勤社稷，行四方，以忧劳邦家”。桓王即玉卜中的桓子、《世本》中的桓公。三是中山王陵M1出土的方壶上的铭文“惟朕皇祖文武，桓祖成考，是有纯德遗训”。文、武、桓、成是连续四代中山君，武、桓的次序与《世本》相合，说明“中山武公居顾”与“桓公徙灵寿”是连续两代中山君，迁都缘由是桓公复国。
李学勤、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早就指出：“这里有决定意义的发现是铭文中文、武、桓、成以至于王厝一脉相承，把前后两个阶段的中山联结在一起了。能够符合这一世系的，显然只有中山复国之说。”将上述两类材料相结合，鲜虞中山复国可以成为定谳。
中山“其国数散”
郦道元《水经注·滱水》云：“桓公不恤国政……今中山淫昏康乐，逞欲无度，其先亡矣”，似乎公元前408—前406年魏文侯派遣乐羊率军攻伐中山之时，正值中山桓公在位，因“不恤国政”而灭亡。不过，现代学者普遍认为，魏国灭中山之时，应为中山武公在位期间（约前414—前406），而非其子中山桓公统治时期。魏灭中山后，灵寿成为魏国统治中山国故地的中心。大约公元前378年，中山桓公摆脱魏国统治，实现中山复国，以灵寿为都，此即《世本》所云“桓公徙灵寿”。从战国早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中山所处地理位置看，不管中山武公表现如何，既然魏国已经下定消灭中山的决心，弱小的中山怎能抵挡得了呢？《水经注·滱水》称桓公“不恤国政”，不过是为其灭亡找一个说辞而已，沿袭了有德者有天下、失德者失天下的思维模式来套解中山灭亡。
先秦时期，胜利者常常“灭其国”而“不绝其祀”。现举两例，周武王伐纣后，“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后来武庚叛乱，目标是复国。春秋后期，鼓子国第一次被晋灭后，“既献而反鼓子焉”，后来鼓子又叛，晋将鸢鞮迁至河阴，才最终消除鼓人复国隐患。这说明，中山桓公复国与上古文化传统有较大关系。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认为：“魏属中山的灭亡和鲜虞中山的复国，应在赵、楚在军事上打败魏国之时……这是鲜虞人唯一可以利用来进行复国活动的大好时机。”桓公利用列国矛盾，善于抓住时机，从而实现复国大业。
中山复国后，雄踞今河北省中部一带，几乎将赵国领土一分为二。正如赵武灵王论及赵国总体形势时所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中山被视为赵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胡服骑射，同年发起对中山国的战争。赵惠文王三年（前296），赵军攻占灵寿，中山国最终为赵所灭。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其国数散”，给后人留下无尽话题。清华简《系年》的公布、行唐县故郡遗址的勘探发掘，必将深化今人对中山历史的认识。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