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军:文颖馆与清代文治休戚相关
2018年01月22日 08: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22日第1378期 作者:周勇军

  设馆修书是历代统治者重要的文化政策,清代尤甚。一般来说,清代官方修书馆分为常开之馆、例开之馆和特开之馆。所谓常开之馆,即持续开设、书成不闭之馆,如国史馆、起居注馆等。所谓例开之馆,即定期开设、书成即闭之馆,如实录馆、玉牒馆等。所谓特开之馆,即特旨纂修某书、书成即闭之馆,如明史馆、三通馆等。就文颖馆(又称皇清文颖馆)而言,学界有两种观点,一说文颖馆属于例开之馆,一说属于特开之馆。事实上,从文颖馆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例开之馆还是特开之馆,都与文颖馆不甚相符。文颖馆的立废凡四次,康熙朝初设,虽撰成《皇清文颖》,但因体例未备而未能刊行。雍正朝复设,续辑《皇清文颖》而未成。乾隆朝再设,撰成《皇清文颖》并刊行,文颖馆的地位得到确立和发展。嘉庆朝又设,完成《皇清文颖续编》一书后并未闭馆,又继续编纂《西巡盛典》《治河方略》《明鉴》等书,可谓盛极一时,却因一场大火而急剧衰败并退出历史舞台。文颖馆作为清代前期和中期文化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清代文治兴衰休戚相关。

  通过严密文网控制士人思想

  文颖馆的诏开与清初统治者在文治上实行教化和控制的政策密切相关。清入关后,连年战争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部分明朝遗民对清初统治者也极为不满。于是,统治者为收买人心,开始施行教化与控制的文治政策。一方面,统治者致力于延揽名儒开馆编刊书籍,以宣扬文治;另一方面,在编刊书籍时制定严格标准,以“钦定”名义将不符合专制统治要求的文章排除在外,大兴文字狱,通过严密文网控制士人的思想。

  顺治帝即位后,提出“兴文教、崇经术”口号,意在招揽儒学淹通的人才,以佐文治。康熙帝认为“治道在崇儒雅”,标榜文治。终康熙一朝,康熙帝对诗文词赋非常重视,不仅广搜人才,而且编成了多部重要文学典籍。康熙十二年(1673),命翰林院官员进呈所作诗赋词章。十七年正月,为展现其求贤右文之意,谕令吏部,要求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及在外督抚、布政使、按察使等推举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人才。十八年,博学鸿儒科正式诏开,由康熙帝亲自面试各地推举之人,最终延揽一大批饱学之士。二十四年,命徐乾学编校《古文渊鉴》,通过规范文体、文风以加强文化建设。不久,又谕令各部院广为搜求善本典籍,以副稽古右文至意。四十一年,御制《训饬士子文》,提出“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的规绳。四十三年,命张玉书等人纂修《佩文韵府》。四十四年,彭定求等人奉敕编纂《全唐诗》。四十五年,陈元龙奉敕编纂《历代赋汇》告成。四十八年,康熙帝在武英殿设文颖馆,命陈廷敬、王鸿绪等人纂辑《皇清文颖》。五十一年,《皇清文颖》告成,共140卷,其中御制诗文60卷,臣僚诗文80卷。这部《皇清文颖》因选择不够精当,未能刊印发行。但是,这种通过钦定诗文控制士人思想的方式得到了后继统治者的认同。

  雍正帝即位后,多方延续康熙帝的文治主张。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在给礼部的谕旨中称“文章之道,与政治通,所关巨矣”,要求礼部取士时,所选文章务必“雅正清真,理法兼备”,这与康熙帝的标准一脉相承。十一年,雍正帝效仿康熙帝开博学鸿儒之举,谕令内阁,要求在京满汉三品以上官员及在外督抚、学政等保举宏通博雅、淹贯古今的学者。十二年,刑科给事中黄祐奏准,派员遴选臣工诗文,刊布直省。同年,复设文颖馆,以重修《皇清文颖》,馆址在翰林院衙门内的清祕堂西斋房,任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工部尚书徐本为文颖馆总裁官,兵部尚书魏廷珍、刑部尚书张照、吏部侍郎邵基、刑部侍郎杨超曾、内阁学士方苞和励宗万为副总裁官,大多为雍正朝重臣,足见雍正帝对文颖馆的重视。对于《皇清文颖》的编纂标准,雍正帝曾面谕张廷玉等人,一再强调选录文章务必谨严,以音律和平、词义正大为标准。不久,雍正帝驾崩,重修《皇清文颖》一事未能完成。文颖馆的诏开为清代文治建立了一个新的阵地,而对文章选录的严格要求也成为清代君主实行文化控制的手段。

  对士人文化控制达到顶峰

  乾隆时期,统治者在稽古右文的旗帜下大力倡导文治,不仅在文章选取方面制定了严格统一的标准,而且扩大了文字狱的范围,对士人的文化控制达到了顶峰。乾隆帝即位以后,继续搜罗学识渊博、经史淹通的学者。乾隆元年(1736),诏举博学鸿词科,选取于振等15人为博学鸿词。翌年,又补试万松龄等5人为博学鸿词。其中,刘纶、于振、周长发、朱荃后来成为文颖馆所撰《皇清文颖》的提调校阅官。

  乾隆帝继续推进文颖馆的工作,并制定《皇清文颖》的选文标准。乾隆元年,命方苞编选《钦定四书文》,以规范士子的时文写作。六年,乾隆帝任命户部左侍郎梁诗正、内阁学士汪由敦为文颖馆副总裁。九年,乾隆帝命文颖馆编纂《皇清文颖》,以张廷玉、梁诗正、汪由敦为总裁。十二年,《皇清文颖》告成,共124卷,其中御制诗文24卷,臣工赋颂及诸体诗文100卷。至此,康熙朝以来《皇清文颖》的编纂终于修成正果,而文颖馆也完成了其代表作,其地位得到确立和发展。

  在乾隆帝看来,编纂《皇清文颖》不仅是为了完成康雍二帝的未竟事业,还有重要的文治意义。乾隆帝认为,清朝开国已经百余年,文化日益昌盛,可以与三代相媲美。在文化上表现最明显的便是文章,如能汇集本朝优秀诗文,必能彰显文治。历数各代诗文结晶,汉代有《西汉文类》,唐代有《文苑英华》《唐文萃》,宋代有《文海》《文鉴》,元代有《文类》,明代有《文衡》,而清代独缺,这是乾隆帝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编纂《皇清文颖》势在必行。乾隆帝标榜“圣鉴之明”,强调“特崇雅正”,要求“未经乙览,概不入选”,使得《皇清文颖》所选诗文多为歌功颂德的和音,从而完成了对文章标准的统一,由此达到了控制士人思想的目的。《皇清文颖》体裁多样,有表、论、说、解、序、记等20余种,文章作者几乎囊括了清开国百年来的名臣儒士,尤其是收录了大量宗室诸王的诗文,并冠于群臣之前,这无疑是在展现清朝的文治之兴以及统治阶层良好的文化素养。

  借助文颖馆实施文化统治

  嘉庆帝继位后,秉承乾隆帝文治之风,拓展了文颖馆的功能。终嘉庆一朝,文颖馆参与了诸多书籍的编纂与增修,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如《皇清文颖续编》《全唐文》《西巡盛典》《钦定明鉴》《治河方略》等,文颖馆的地位由此达到顶峰。

  嘉庆十一年(1806),御史叶绍楏奏请续编《皇清文颖》以光文治,得到嘉庆帝批准。十二年,在咸安宫后殿的原实录馆处设立文颖馆,命董诰、戴衢亨、曹振镛、潘世恩、觉罗桂芳、英和、秀宁、周兆基、陈希曾为文颖馆总裁官,按照“文则清真雅正为宗,诗以《国风》《雅》《颂》为本”的标准,续编《皇清文颖》。十五年,《皇清文颖续编》告成,共164卷,其中乾隆帝御制诗文38卷,嘉庆帝御制诗文18卷,诸王臣工诗文108卷。嘉庆朝《皇清文颖续编》与乾隆朝《皇清文颖》交相辉映,成为展现清代文治之兴的重要著作。

  十三年,嘉庆帝为展现其重农务本之至意,命文颖馆臣增修乾隆年间刊刻的《授时通考》一书,在耕织图卷内附上嘉庆帝所题诗文,并交武英殿补刊。同年九月,又命文颖馆臣编辑《授衣广训》,收录康熙帝御制木棉赋、方观承所呈棉花图、乾隆帝御制诗章以及嘉庆帝御制诗文等,以彰显嘉庆帝轸念民依之心。同年十月,嘉庆帝鉴于康熙帝钦定的《全唐诗》风行海内,有裨于诗教,于是效仿康熙帝,命文颖馆臣将内府所藏《全唐文》详加校勘,进呈刊行,以展现嘉庆帝崇文讲学、嘉惠士林之意。不久,文颖馆设立《全唐文》编修处,阮元、徐松等学者参与其中。十九年,《全唐文》纂辑完毕,嘉庆帝作《御制全唐文序》,阐述其纂辑《全唐文》以彰文治的用意。他认为“文章为政事之大本,从身心性命中发出”,“正文风以端士习,端士习以厚风俗”,因此需要对《全唐文》进行重新纂辑,以正人心,从而昌明正学,使士庶归于正道,“共登右文盛世”。

  十六年,嘉庆帝命文颖馆臣续辑《清凉山志》,以接续康熙、乾隆年间所修《清凉山志》。同时,又命馆臣将巡幸五台山时皇上启銮至驻跸清凉山等大典纂为《西巡盛典》,以补充《清凉山志》。十七年,续编《清凉山志》和纂辑《西巡盛典》告成。同年,御史王泽奏请刊刻《治河方略》以重河防,得到嘉庆帝批准,并由文颖馆负责此事。文颖馆总裁曹振镛等人积极筹备,行文在京各衙门及河道总督,咨取康熙以来有关河工的圣谕、臣工条议等资料。至嘉庆二十四年,已纂辑《治河方略》正、副本。然而未及刊刻,便毁于当年的文颖馆大火之中。十八年,嘉庆帝偶阅宋代范祖禹所著《唐鉴》,认为该书考镜得失,其议论有裨于治道,于是命文颖馆臣仿《唐鉴》体例,纂辑《明鉴》。对于《明鉴》的纂辑,嘉庆帝十分重视,多次审阅,并对馆臣所犯错误严加处置,总裁官曹振镛、戴均元等人因此被议处。在嘉庆帝的严格审核下,文颖馆臣几易其稿,最终于嘉庆二十四年撰成《明鉴》24卷。

  所谓“成也嘉庆,败也嘉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却终结了文颖馆的历史使命。嘉庆二十四年十月,文颖馆不慎着火,虽经全力扑救,仍有多间房屋被烧,《治河方略》等资料也毁于大火之中。火灾之后,烧毁的房屋未再修造,《治河方略》也改由翰林院纂辑。不久,嘉庆帝驾崩,文颖馆随之退出清代文治舞台。

  对于文颖馆而言,初设者给予了其专门编纂《皇清文颖》的使命。但是,随着清代文化的日益发展,统治者的文治需求日益增加,后继者又赋予了其更多的政治任务,使其在清代文治舞台上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实质便是文颖馆日益成为清代君主规训士子、巩固政权的文化统治工具。正是文颖馆长跨度、多功能的特点,使得其发展命运与清代文治兴衰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清代君主的文化统治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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