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也是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代文字记载的时代。当时，系统的宗教和哲学尚未形成，神话是主要意识形态。约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神话是商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商代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已经可以支撑其构建较为完备的神话体系。商人有较为丰富的神话观念，对世界来源及人神关系的考量等已进入他们的思考范围，并成为商代历史文化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俊生日月”是商人创世神话核心

　　古人把太阳看作宇宙万物的来源和主宰，太阳崇拜是远古时代普遍的宗教信仰。早期商人在其先祖与太阳之间建构了虚拟的血缘关系，王室贵族自称太阳的子孙。商人的高祖远公也在身份上与太阳取得联系，卜辞中的高祖“夒”与“王亥”即在形象上具有太阳神的特征，而商人心目中的始祖神帝俊甚至被视为日月之父。

　　1942年，湖南省长沙市东南郊子弹库一座战国楚墓被盗掘，出土了目前最早的古代帛书，后流失到美国。帛书的《四时》篇把宇宙创世神称为“黄熊包戏”。“黄熊”亦即黄龙，是太阳神的动物化身，“包戏”或指伏羲，乃是太阳神在后世的人格化代表之一。该帛书载，伏羲与女娲结为夫妇，并育有四子，此四子即为代表四时的神灵。《四时》篇又云：“千又百岁，日月夋（允）生……帝夋（俊）乃为日月之行。”正是日月的循环运行，才产生了时间。《尚书·洪范》云：“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这就是秩序的构建，而其构建者正是帝俊。

　　紧接帝俊之后，该帛书又云“共攻（工）夸步，十日四时……乃逆日月，以（传）相土，思（使）又（有）宵又（有）朝，又（有）昼又（有）夕”。即是说，继帝俊规范日月之行后，共工氏制定十干、闰月，制定了更为准确的历法，并把一天分为霄、朝、昼、夕。由该帛书的记载可知，从伏羲到帝俊再到共工，他们作为太阳神的人格化身，主要工作是完成对四时、时间和历法的安排，即对宇宙时空秩序的划分。因此，有学者认为，《四时》篇神话是一则以“岁时形成”为主题的创世神话，由时间的创立为标志而对宇宙和时空秩序作出安排。

　　《山海经·大荒经》也载有帝俊创生日月的神话，记载了帝俊的两个妻子羲和、常仪生育十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可见，帝俊是当之无愧的宇宙创始神，即时间神。日月的出现与运行为人世间提供了时空坐标，昼夜交替则是时间流逝的表现，正是通过光明与黑暗的更替，人类才实现了对时间的感知。因此，帝俊和他的两个妻子都是时间神。正是基于帝俊的时间神身份，其家族谱系的传承也与光明和黑暗密不可分。在《山海经·大荒东经》的记载中，作为黑暗之乡的司幽国和作为光明国度的白民国皆是帝俊的后代，他们的家族传承之所以都围绕光明与黑暗的更替而延续，大概即因为帝俊是时间神。可以说，这些神话讲述了世界时空的来源。

　　作为人类生活中光明的源头，太阳和月亮的诞生在任何民族的创世神话中都是核心内容之一，因而具有特殊意义。我们可以推测，在“俊生日月”这一神话片段的背后，应该掩藏着一个已经湮没了的商人完整的创世神话，十日之父帝俊则是该神话中一位关键人物。在《山海经》中，作为神话想象中的天神和祖先神，帝俊的人格化身份已经非常明显，他不仅是日月始祖神，更是早期诸多部族和国家的祖先，是人类社会众多发明创造的源头。所以，帝俊其实是商人神话中的创世神，他具有鲜明的创世神特性，而《山海经》中的帝俊神话应是商代神话的遗存。

　　“十日神话”反映商人创世观念

　　从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来看，其内容基本上都按照以下顺序而展开。第一是创世：混沌初开，创建宇宙秩序和世间万物；第二是崩坏：因为种种原因，宇宙秩序遭到破坏，世界陷入毁灭；第三是二度创世：宇宙秩序的破坏者得到惩罚，世界得以重建；第四是建立人间秩序：神或圣王在拯救世界之后，着手建立政治、社会、家庭等人间秩序，历史从此拉开序幕，随之而来的就是有史记载的历史。

　　商代处于由神话时代向人文理性时代的过渡时期，其创世纪的神话表现形式即是“十日神话”。作为商人的创世纪和创世故事，“十日神话”的特点在于它是商人对时空秩序的一次安排，赋予自然现象以秩序。在卜辞和商人生活中，“十日神话”也与祖先崇拜结合起来，这是时空有序开展和人类社会起源的统一，二者是同步进行的。同时，在商人那里，“十日神话”还促成了商代历法的产生，其特征是以十干为一旬，这与商族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划分即十干氏族的构成方式联系在一起。“十日神话”成为商人规范自然和社会秩序的基本源头，也是他们在整体上阐释宇宙万物秩序的依据。

　　从文献记录来看，“十日神话”见载于《山海经》《淮南子》及《楚辞·天问》等文献，最早记载于《山海经》中。殷代占筮宝典《归藏》有下列文字：“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这与《山海经》所载“俊生日月”神话基本类似，二者应是同一神话的不同版本。在商人的观念中，王室贵族都是日神的后代，而他们的始祖就是卜辞中的高祖“夒”，即传说中的帝俊，这已经包含了商民族起源于“十日神话”这一观念。

　　“十日神话”的记录往往与帝俊同现，十日交替轮流出现于天空，可称之为“代出”或“迭出”，而不是“十日并出”。值得注意的是，除《大荒经》和《海内经》的片断记录之外，与帝俊及十日“代出”相关的记录在周代以后的历史记载中几乎消失。而“十日并出”、“射日”等词汇则开始频现于《山海经》《楚辞·天问》《竹书纪年》《庄子·齐物论》《淮南子》及《论衡》等文献记录中。

　　在《山海经·海内经》与《楚辞·天问》中，我们发现了有关射日神话的最早记载，从战国晚期直至汉代，最终构建完成了《淮南子·本经训》所载“尧乃使羿，上射十日”的射日神话。这一神话的主角是后羿，后羿善射又见诸《山海经·大荒南经》《山海经·海外南经》《左传》《论语·宪问》《孟子·告子上》《孟子·离娄下》《庄子·庚桑楚》《韩非子·用人》《荀子·王霸》《管子·形势》《淮南子·修务训》等文献。

　　后羿射日神话之所以流行，显然是因为“十日并出”，而这一图景不可能为商人所构建，且上述文献记录的时代皆在周代之后，或者可以说，“十日神话”和射日神话大多是周人文献中的记载，它应是周人观念的曲折反映。具体来说，“十日神话”应与商人有关，而射日神话则可能是周人的传统观念。

　　综上，“十日神话”反映的可能是商人的观念。在商人那里，天上的十日运行轮流有序，而人间的社会秩序也如天上的十日一样，以“十”为单位有序展开。正如美国汉学家、达特茅斯学院教授艾兰（Sarah Allan）所说，“当商朝被周人所灭后，商人的传统就失去了它自身的完整性，一个太阳的信仰取代了十个太阳的信仰而成为正统思想……十日神话与商人的起源神话有关”。

　　商代已流传“禹治洪水”神话

　　关于创世神话，东周以前的文献多未予以记载，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推断殷周先民对宇宙和社会的起源不感兴趣。东周之后的创世神话观念有“化生说”和“分离说”，并在《山海经》和先秦诸子哲学中表现出来。尽管依然没有完整的神话故事，但可以认为，既然《老子》《系辞》及《天问》都透露出关于宇宙起源的哲学思想，那么可以设想，这类思想背后一定存在更早的某些神话，而这些神话可能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因某种原因而散逸。

　　有的学者通过对《禹贡》《豳公盨》以及上博简《容成氏》等文献的梳理，认为禹治洪水的故事也是创世神话的多面呈现，大禹通过疏通河道使水流得到控制，大地变得适宜居住和利于耕作。古代可能爆发过多次洪水，而它们在大众的记忆中被混淆了。因此，古书中所描述的大洪水很可能是一个解释世界如何形成的神话，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

　　诸多文献记载似乎也表明，在商人的心目中，大禹即已作为神话性的人物而存在。《尚书·洪范》载，箕子曾对商代的统治理念和政治思想做了总结：“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枚叙”，从政治层面解释了人世秩序的来源，说明了禹的地位和作用。《尚书·尧典》又载：“帝（舜）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孟子·滕文公上》载：“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穑……使契为司徒。”《史记·殷本纪》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这些记载说明，禹的功绩是治理洪水和使混乱的社会得以秩序化。传说和文献记录表明，禹与商族的始祖“契”是同时代人物。因此，禹治洪水的神话应该在商代即已流传。而禹被作为周民族的先祖，以及史载所谓周族与夏的特殊关系，则是周人自己建构出来的。

　　因此，关于禹治洪水的神话也可以作为商人创世神话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符合创世神话的特征。因为所谓“创世”，即是通过某种形式结束混沌状态，进入秩序和等级，“秩序”是所有创世神话的归结。新秩序的确立意味着开始有了时间，混沌的宇宙日益变得明晰，如《庄子·应帝王》所载之神话故事，浑沌（混沌）被代表迅疾时间的“儵忽”凿了七窍而身亡，世界由此而诞生。该故事也可视作创世神话的雏形，并与后世的盘古神话相类。它们都是世界在人的行动之下被设想成不断得到改造的过程。可见，早期创世神话的主要特征即是对世界秩序如何得以构建的设想，并为人类生活和社会秩序觅得源头。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