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与哲学史和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有着密切关系。它脱胎于哲学史，但又不同于哲学史。哲学史侧重研究各种哲学体系和流派，观念史则关注哲学体系和哲学学说的最小成分——“单元观念”（unit-ideas）。观念史一度被认为是思想史的分支，二者可以不加区分地混用。但是，观念史偏重对观念或思想本身的考察，更具分析和理论色彩。思想史则更多地研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起源与流变，更加注重历史脉络。观念史自诞生之日起，便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科特点和理论诉求，虽然一度衰落，但近年来又有复兴之势。对观念史的发展及其理论和方法加以梳理，对我们深入了解观念史这门学科大有助益。

　　观念史成为新学科

　　1936年，美国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1873—1962）出版了《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Arthur Oncken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一书，细致地考察了西方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存在之链”（the chain of being）。所谓“存在之链”，是指世界上的万物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在自然界中的排列，位于最底端的是一些最基础的事物，位于最顶端的则是上帝。该书标志着观念史这一学科的诞生，1940年他又创办了《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该刊发行至今，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64年，即洛夫乔伊去世两年后，国际观念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Ideas，简称ISHI）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

　　在《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一书中，洛夫乔伊提出了“单元观念”这一重要概念，认为它是构成各种哲学体系或哲学思想的基本要素，只有对其加以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各种思想体系。他之所以将“单元观念”作为观念史的根基，主要是出于对传统哲学史的不满。在他看来，传统哲学史蕴含了大量庞杂的体系和观点，使研究者无从下手；大多数哲学思想或观念都是从一些老问题中引申而来，并不具有原创性，但其存在遮蔽了本质上真正独特的观念。因此，从“单元观念”入手，可以透过各种哲学体系纷繁复杂的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进而真正认识人类思想的本质。

　　观念史不仅打破了哲学史研究的沉闷局面，而且为史学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当然，观念史的创造性和活力不单单在于“单元观念”所蕴含的种种新的可能性，还体现在观念史的跨学科特性和跨民族特性上。洛夫乔伊认为，“单元观念”虽然重要，但却难以辨析，因为它们存在于不同学科中。只有对“单元观念”进行跨学科的综合考察，人们才能够识别进而理解它们。同时，只有将它们置于多学科背景下，人们才能看到这些观念在历史中的意义以及它们与其他观念的相互作用、冲突和结合，从而把握其实质。

　　在论及观念史的跨学科特性时，洛夫乔伊认为：“观念是世界上最具迁徙性的事物。”这同样适用于其跨民族特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观念的考察往往是历时性的，即追溯并梳理其在人类思想史中的变化与发展，但对其共时性即观念在某一时期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却关注不够。鉴于观念在不同地域或文化中的形成与发展有着许多共通性，对其进行历时性或跨民族考察就显得十分必要。洛夫乔伊反对观念史学者按照时段划分自己的研究对象，他甚至认为，观念在时间上的差异要大于在地域或空间上的差异，即是说，观念在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区域内不同时间段上显示出来的差异，大于其同一时期在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所表现出的差异。

　　借助“单元观念”的跨学科特性和跨民族特性，洛夫乔伊至少在理论上成功地将观念史塑造成一门提倡综合研究的新学科，吸引诸多学者参与其中，使之成为北美人文研究中的显学。

　　观念史受到冲击

　　在《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中，洛夫乔伊将“单元观念”定性为思想史中基本的、持续不变的或重复出现的能动单元。也就是说，“单元观念”是一种独立于思想家大脑或思想体系之外的实体，其本质是不变的，只是在不同时间出现于不同的思想家头脑之中，或者出现在不同的地域空间内，等待研究者去发现它们。这种将“单元观念”视为超验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精神实体的做法，受到了一些学者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的历史学家的批评。

　　英国思想史家和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就反对洛夫乔伊的主张，认为任何观念都是一定条件和环境的产物。当时代和环境改变时，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产生新的意义。不仅如此，观念的变化还表现在阐释者的主观性上。阐释者在对一种观念作出理解和解释时，总是将自己的经验、意愿和目的加入其中。观念距离其产生的时间越远，就越会远离其本义，衍生出更多含义。因此，观念史的目的不是去发现永恒存在的观念，而是去消解后人附加于观念之上的种种其他含义，尽可能地展现其原初的本义。这就需要研究者深入观念产生的语境之中，在历史中理解观念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斯金纳的这种观念史研究方法被称作“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

　　语境主义的兴起对洛夫乔伊开创的观念史范式带来了巨大冲击，使之在方法和实践上都显得有些落后并过时，也越来越遭到历史学家的摒弃。史学研究风潮的变化进一步导致了观念史的衰落。20世纪60年代，社会史开始大行其道。社会史注重对社会环境、思想语境的分析，研究视角从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转向社会底层和普通民众。80年代，史学界又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历史学家转而去研究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对普通大众的心态、经验和记忆的分析超过了以往对精英知识分子思想和观念的关注。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吸引了更多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的参与，有的学者认为，观念史只有转型成为观念的社会文化史（th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ideas），借鉴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观念史走向复兴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历史研究中长时段理论的回归，人们希望从更大的视角和更长的时间跨度去研究观念或思想的历史。2012年，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认为，当前观念史的研究视野正在不断萎缩，有一种退化到短期主义的危险，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研究者对语境的过分强调；如果只关注某一特定语境，忽视这一语境之前和之后的语境，不仅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某种观念，反而造成研究视野愈发狭窄。他呼吁观念史要回到长时段和大尺度的研究中，去研究人类思想中的大观念。

　　这种构想可以在洛夫乔伊的观念史那里找到理论上的支持和写作上的灵感。洛夫乔伊曾指出，每个“单元观念”都有自己漫长的“生命史”，对观念的研究就是对其整个生命史的研究。也就是说，要从长时段去研究观念的全部历史，而不是将其限定在某个时段内。此外，洛夫乔伊一再强调，不要将观念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而要揭示其跨越国界的流动性。当前，思想或观念跨越国界的现象非常普遍。考察一种观念从源生地向其他地方的传播，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观念在新的语境中的遭际——不论是接受也好，抵制也罢，抑或为了适应新的语境而发生的某种变形，都将成为观念史研究的一种新思路。正是因为如此，在以长时段和大尺度为特征的史学研究新思潮中，洛夫乔伊那种不受特定语境限制、跨区域和跨学科的观念史重新焕发了生命力，正迎来在新形势下的回归。

　　当然，这种回归并非简单地回到洛夫乔伊观念史的原初状态，而是抽取其合理因素，是在满足史学界对长时段、宏大叙事需要基础上的革新。今天，很少有学者会像洛夫乔伊那样去分辨什么是不可分割的“单元观念”，或者认为不同观念之间可以像化学元素那样进行组合。但是，重新审视洛夫乔伊关于长时段、跨语境和跨民族的方法和论述，将有助于学者去撰写反映新时代要求的观念史，并在观念史与各种长时段的历史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观念史这门学科将会散发出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