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地图是我国历史图像文献中极具研究价值的一类资料，特别是采用投影经纬网控制技术的大比例尺实测城市平面图，不仅能够展示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历程、近代城市空间形态与结构功能的演变，而且也为解读、探索中国的城市社会与都市文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基础研究素材。近代城市地图所包含的城市地理要素、历史人文信息，乃至测绘、印刷等科学技术以及近代以来的地理意识与旅游文化内涵，更是广泛辐射到其他学科领域，为相关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化提供大量多元、形象的信息，成为文字资料无法替代的重要史料。
反映近代历史时代特征
大多数中国传统城市面貌的深刻变化发生在近代。从19世纪中叶开始，许多历史悠久的古都古城拆除城垣、填埋城濠，城区与郊野的分野日渐消弭，城区空间加速拓展。城市近代化促使城市的形态与功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给排水管网的形成，使得城内原有的河道与水环境迅速退化乃至消逝；新式马路、铁道、轨道交通、电线等各类近代设施重塑了城市肌理；以新式学校、医院、报社、邮传和巡警体系等为代表的诸多近代文明因素，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传统城市的文化内涵。
城市面貌最直观的反映就是城市地图。从城市地图史上看，正是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期，西方近代城市平面图测绘技术开始传入，并逐渐流行于北京以及各区域中心城市、开埠港市、军事要塞甚至不少中小城镇。据学者估算，此类地图的绘制者大多为英、法、美、日、俄、德等西方国家人士，质量较高的城市地图达2000种以上，涵盖了当时中国各大都会、口岸城市以及近百座中小型城镇。此类近代城市地图既可显示中国传统城市在近代化转型之前的城镇原貌，又提供了近代化剧变之中城市发展的即时信息，构成了独立于文字和影像档案之外的一类图像资料体系，对于目前亟须展开的城市史地研究而言具有重要价值。
采用投影技术的城市平面图源于前近代的欧洲。虽然早在康熙中叶西洋传教士已经绘制了《皇城宫殿衙署图》那样十分精确的实测地图，但真正具有实践意义的大比例尺城市实测平面图的流行与普及则出现较晚。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不断受到外国列强侵略，先期多是作战用图的需求，其后则因许多中国城市被迫对外开埠、划定租界，列强在与清政府谈判筹划租界以及租界草创之际，亟须绘制准确标明地界与建筑面积的实测地图，由此引发多种外国所绘中国城市地图的问世。此类地图的图式、内容和精确度，与我国传统绘画式古地图全然不同，不仅相当准确地表现了近代化之前中国传统城市的真实形态，而且能实时反映近代列强对我国的殖民侵略过程，并客观地折射出中国城市化及早期市政发展的步伐。
以北京地图为例，刊行于1817年的《北京城区图》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近代北京地图，该图由俄国人和法国人实测，测绘精确，内容详细，完整表现了北京的城垣与街区。对城防的描绘中，城墙、城濠、垛口、城门、城楼、马道等一应俱全；对近200处官署祠庙及外国设施等也都做出了详细的文字标注。其精度和地物描绘的质量均远胜于同时期《大清一统志》《宸垣识略》等地志类书中的小幅北京城插图，以及流行于京城民间的《首善全图》系木版北京地图，因而成为当时在海外最为流行的北京城市地图，同时也刺激了近代以来我国地图从业者对京城地图绘制的改良与发展。
类似的近代城市地图不仅包含香港、澳门、淡水、基隆、厦门、宁波、青岛、营口、大连、九江、芜湖、沙市等中国沿海沿江的开埠港市，也涉及河口、腾冲、蒙自、思茅、丹东、珲春、黑河、多伦、定海等边防海防重镇。由此可见，此类地图的测绘目的与近代以来英、法、美、日、俄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渗透密切相关。现藏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叶尔羌新老城图》（1871年刊），准确展现了近代叶尔羌城（即今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城）的城市形态。从图上看，叶尔羌城由新、老两城组成，老城即叶尔羌古城，俗称“回城”，是古叶尔羌汗国的都城，该城面积较大，城廓呈不规则多边形，城内建成区集中在东北角，大致反映了叶尔羌古都的城市历史；新城名莎车，俗称“汉城”，位于老城西南，城墙四角建有类似角台建筑，按图例标注，城内设有弹药库、军营等，类似军事性城堡。而英国人对“汉城”的详细标注，实则反映了19世纪中叶英国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殖民渗透活动。
复原城市历史的重要依据
从地图史研究角度来看，近代中国城市地图的测绘和制作者多为西方人，这类地图大致可归为“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专指由外国人绘制的基于近代实测技术的中国城市地图。当然，城市地图史上的“近代”主要以近代实测技术为标志，其时代界定通常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亦不排除少数出现于前近代、受西方实测技术间接影响而制作的城市地图。此类地图对城市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较之中国传统的山水画式舆图和方志地图，近代实测城市地图所反映的地物内容，无论是丰富程度还是精确程度，都有了质的变化，这为精确复原过往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如最早表现上海城市全域的《上海城市租界及郊区图》和1898年由法国传教士方殿华采用近代实测技术制作的《南京地图》，与同时期的《上海县城图》和《江宁省城图》等传统城市绘图相比，在投影技术的应用、表现内容的规范性、地图实际使用功能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优势。
其二，近代地图资料与反映古代城市面貌的文献记录、古地图以及考古发现等形成互证。近代地图还可填补古代城市地理资料与现代城市地图、航空照片、卫星影像等资料之间的缺环，因而对于复原我国城市的历史形态、考察城市近代化和当代城市化及其城市结构功能的发展趋势，乃至运用城市地理学分析预测未来城市社会问题等研究而言，具有多层次的利用价值和现实意义。例如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侵占南京前后，曾通过航摄速测或间谍渗透等途径，绘制了精确的南京地图。1940年，日本陆军少佐石割平造编著的《支那城郭之概要》不仅收录了两万分之一的《南京城图》，还绘有十分精确的中华、水西、通济、光华、中山、太平、午朝诸城门以及明宫城的平面图、立面图和断面图，其比例尺达1:500或1:1000，是目前留存最为精确的当时南京城门实测图之一。据近年来笔者在日本搜集到的城市实测图资料反映，《南京城图》与1936—1938年间日军绘制的一批华北、华中城市地图十分相似，应是基于同一标准制作的战时用图。这批地图除了包含许多大比例尺城镇地图外，还包含了一些相当精确的城墙断面图，这显然是为了适应侵华战争的军事要求。此类地图不仅为研究抗战史、建筑史、各地地方史提供了原始资料，也在客观上为城市历史景观的研究、维护与复原提供了准确依据。
地图史料的整理研究亟待加强
由于近代城市地图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海外早已将此类地图的收集整理与参考利用作为一项重要课题，纳入相关研究领域的视野。以日本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整理汇编并出版了近代城市地图集，如《江户—东京市街地图集成（1657—1895）》等。近年来，日本还陆续出版了德、法、俄、美及亚洲、非洲等国家的近代城市地图集。如日本地图资料编纂会整理出版的《革命期及19世纪巴黎市街地图集成》，复刻精印法国原版的近代巴黎城市实测地图，以大比例尺住宅地图形式，再现大革命时期巴黎全貌，地物表现巨细无遗，为重现大革命的空间演进舞台提供了极为详明的地图资料，为法国革命史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就目前来说，国内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在资料更新、创新方法的使用等方面较为滞后，缺乏大比例尺的精准分析，并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倾向等问题。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而言，若能以大比例尺的实测地图作为主要参考资料与分析底图，通过绘制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种城市地图的精确比对，配合实地勘察，细致分析城市中不同特质的地块和形态区域等，就有可能推演并还原传统城市中某些较为清晰的历史构造（例如坊、子城等一些特定的历史地物），并从中发现值得保存的历史街区与历史景观。在此基础上考察城市发展脉络与空间特质，可以为未来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精准、实质性的参考意见。
与文字材料相比，近代实测系地图资料对城市空间与形态演进的反映具有宏观、系统、精确、即时等优势。而外国人所绘中国近代城市地图作为一类较为特殊的近代城市史料，在时代性、测绘形式、地物表现等方面还具有自身的历史内涵与技术特性。充分发掘此种资料特性，深入开展相关的地图学解析与学术利用，将有可能揭示许多不同于以往甚至被忽视的历史进程和面相，并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城市近代化转型的具体历程与详细面貌，为保存城市历史传统、保护重要城市的历史人文特色与地域特色等实践工作提供有力依据。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15ZDB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