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春秋至隋代邗沟早期运道变迁
2017年10月09日 09:0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9日第1304期 作者:刘涛

  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筑邗城,开邗沟,连通江淮。邗沟是中国开凿最早的人工河道,也成为大运河的起始河段,并沿用至今。邗沟在历史上多次改道,其中隋代以前的早期运道变化最大。大体而言,早期邗沟运道经历了邗沟旧道、建安改道和隋山阳渎三个阶段,运道形态由人工河道串联自然湖泊逐渐演变为采用人工河道,运道线路大致由曲折变为平直。

  吴王夫差开辟邗沟旧道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长江和淮河。《左传》哀公九年载:“吴城邗,沟通江淮。”邗沟又名中渎水、合渎渠、山阳渎,是吴国为北上争霸中原而运送军资的水运粮道。北宋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引《吴越春秋》云:“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掘江通淮,运粮之水路也。”《左传》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邗沟南端为临长江的邗城,北端为滨淮河的末口。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原,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史记·六国年表》载:周慎靓王二年(楚怀王十年,前319),“楚城广陵”,广陵之名始见于此。可见,邗城位于广陵城东南,广陵城在今扬州城北。《史记·越世家》载“楚威王伐越,尽取吴旧地”,此时邗城已属楚。

  邗沟北端为末口,即入淮之口。末口在淮阴,即北神堰。清人胡渭《禹贡锥指》云:“山阳县西有山阳渎,即古邗沟。其县北五里之北神堰,即古末口。”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在淮安府北五里,今废。”

  开凿初期的邗沟运道,由广陵至邵伯入艾陵湖,经过武广湖(后名武安湖)与绿阳湖之间,注入樊良湖,又由樊良湖东北引出,经过博芝湖、射阳湖,西北出夹耶入淮。艾陵湖位于邵伯东七里,武安湖位于江苏省高邮市西南三十里,绿阳湖位于高邮南三十里,樊良湖位于高邮北二十里,博芝湖位于江苏省宝应县东六十里。夹耶地望不详,应在淮阴不远处。《汉书·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太平寰宇记》:“广陵县邵伯埭有斗门,在县东北四十里,临合渎渠有小渠,阔六步五尺,东去七里,入艾陵湖。”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引唐人李吉甫所编《元和郡县志》:“合渎渠在江都县东二里。昔吴王夫差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下掘深沟,谓之邗江,亦曰邗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今谓之官河,一谓之山阳渎。”《水经注》对此记载最为详尽:“中渎水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注樊良湖,旧道东北出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耶,乃至山阳矣。”

  概言之,当时的邗沟从广陵城下经人工运道向北到邵伯,邵伯以北有武广、陆阳二湖,邗沟从二湖之间通行,注入樊良湖,此段也是人工运道。注入樊良湖后,利用自然湖泊为运道。然后,再经人工渠道,汇入射阳湖。在射阳湖穿行后,再经人工运道,经夹耶抵达末口入淮。这就是《水经注》所谓邗沟“旧道”。邗沟“首受江于江都”,是南引江水北流入淮的。在黄河未夺淮入海之前,苏北一带还没有受到黄河泥沙淤积的影响,地势南高北低,故邗沟之水得以北流。

  可见,邗沟旧道系利用江淮之间的自然湖泊,以人工渠道相连接,故而运道弯曲。为了利用樊良湖和射阳湖自然水面,邗沟运道向东北绕行至射阳湖,再向西北经夹耶至末口入淮。选择这个大迂回线路,显然是为了利用江淮间的一连串天然湖泊,既减少运河开挖长度,又有利于水位调补。

  东汉建安年间开辟邗沟西道

  为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湖泊,邗沟旧道从广陵向东北屈曲,绕行射阳湖后入淮。这虽然减少了开凿河道的工作量,但运道弯曲漫长、通行不便,水路与陆路不相并行互补。东汉建安二年(197)陈登任广陵太守后,为改变这一局面,开辟了邗沟新的运道。

  邗沟此次改道的详细情况,史书未予记载。《水经注》引曹魏时人蒋济《三州论》,保留了相关信息。曹魏黄初六年(225)八月,魏将伐吴,尚书蒋济作《三州论》加以劝阻。《三国志·蒋济传》:“济表言‘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水经注》引《三州论》曰:“淮湖迂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登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清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马濑,白马湖也。”《水经·淮水篇》:“淮水又东,过淮阴县北,中渎水出白马湖,东北注之。”即是说,邗沟运道以人工运道“穿沟”经白马湖抵达淮河。

  所谓“淮湖迂远”,指的是邗沟旧道屈曲东向绕行射阳湖的不利情况。因为水路迂远,所以“水陆异路”,水路远而陆路近。当时,由樊良至博芝,由博芝至射阳,中间人工渠道淤塞不通,加之旧道迂远,所以必须改道。有鉴于此,陈登“穿沟”,于白马湖滨开凿水道,以人工运道连通樊良湖与白马湖,仅“百里”即可由白马湖达樊良湖。《水经注》引《三州论》短短数语,将陈登改道一事包举无遗。

  白马湖位于江苏省宝应县北十五里,樊良湖位于高邮北二十里,二湖并不相连,其间尚有津湖。陈登即似由津湖“穿沟”。东晋谢灵运《西征赋》叙述由长江至淮河的运道云:“发津潭而迥迈,逗白马以憩舲,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甬城。”津潭即津湖,又名界首湖,在宝应县南六十里。由宝应白马湖至高邮樊良湖百五十里,也与所谓“百里渡湖”大概相当。

  陈登改道之前,邗沟运道由博芝出,经射阳湖后至淮河。陈登改道后,改由出津湖注白马湖,由此形成了新的邗沟运道。相对于邗沟旧道东向迂回,陈登所改的运道也被称为邗沟西道。陈登“穿沟”之后,邗沟运道南北通达。《魏志·张辽传》:“孙权复叛,帝遣辽乘舟与曹休至海陵临江。”既是“乘舟”,则说明由淮到白马湖,由白马湖到津湖,由津湖到樊良湖,由樊良湖经邵伯到广陵入江或东至海陵的运道,舟行畅通。建安改道后,晋宋及隋朝开皇年间以前,由淮河至长江皆由白马湖、樊良湖至广陵入江,运道大致稳定,仅局部小有变迁。

  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6)以前,邗沟由江都故城入江。此后,因运河水少,航运不通,需从江水上游引江水入运河,邗沟遂改道向西,至今江苏省仪征市入江。《水经注》云:“自永和中,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埭,引江水入埭六十里至广陵。”这条线路自仪征引江水入欧阳埭,由西东行,六十里至广陵,即仪扬运河(又称真州运河、仪征运河,1958年改名仪扬河)的前身。

  据《水经注》载,晋哀帝“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复由湖”。可见,为避免往来船只为风浪所侵害,兴宁年间(363—365)又从津湖的南口起,沿津湖东岸,开凿二十里人工运道,到津湖北口,往来船只,改由人工运道行走。这是江淮运河有湖堤之始。

  陈宣帝太建五年(573)北伐,以徐敬成为都督,引船由广陵自樊良湖下淮河,仍然沿用陈登开凿的邗沟西道。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开辟山阳渎后,邗沟西道遂废弃不用。

  隋朝开辟山阳渎

  《隋书·文帝纪》载文帝开皇七年(587)夏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资治通鉴》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隋朝所开的邗沟,与以前以人工运道连接自然河湖的做法不同,皆以人工开凿而成,体量较大,规制统一。

  隋文帝开山阳渎,不再按照东汉建安年间邗沟西道由邵伯而樊良湖,而改道由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宜陵镇,北达樊汊入高邮和宝应境内的山阳河以达于射阳。《嘉庆扬州志》于江都茱萸湾云:“在城东北二十里。”于山阳沟云:“在城东北三十里,一名山洋浊,又名山阳渎。隋文帝开皇七年扬州开山阳渎以通漕,即此。”于山洋河云:“在城东北六十里,濒宜陵镇,一名山阳河,南接江潮北至樊汊,达高邮界。”于高邮山阳河云:“在州东四十五里,南通樊汊镇,接江都山阳河界,北至三垛桥子口入射阳湖。”

  在隋朝所开山阳渎中,扬州到宜陵镇一段的运道沿用了运盐河运道。《太平寰宇记》云:“广陵茱萸沟在县东北一十里,西从合渎渠,东过茱萸埭七十里至岱石湖入,西四里对张纲沟,入海陵县界。”南朝人阮升之《南兖州记》云:“吴王濞开此沟通运,至海陵仓。”可见,宜陵的山阳河由西汉吴王刘濞开通,专以从海陵运盐,并非南北通行之路。隋文帝时,开始沿此运道入樊汊,以通往来。

  宜陵至山阳一段运道则是隋朝对之前的邗沟运道重修而来,且多为人工运道。《太平寰宇记》载:“淮阴县山阳渎即古之邗沟,旧水道屈曲,多设梁埭。隋文帝重加修掘通利焉。”《资治通鉴·开皇开山阳渎》注云:“春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山阳渎通于广陵尚矣。隋特开而广之耳。”但《资治通鉴·大业开邗沟》注云“春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此亦因故道也”,则误以为隋所开之山阳渎为吴邗沟之故道。

  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陈宣帝太建五年北伐,徐敬成为都督,乘金翅自欧阳引埭上溯,由广陵自樊良湖下淮,仍沿用东汉建安年间广陵太守陈登开凿的邗沟西道。十五年后,隋文帝之所以重修邗沟运道,并不是因为邗沟西道不可用,而是与隋朝平定陈朝的策略有关。《隋书·贺若弼传》:“高祖受禅,阴有并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颎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若贺若弼者。”《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先是弼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渎内。陈人觇之,以为内国无船。”这也是何若弼所献“平陈十策”之一。“渎”,即开皇七年新开之山阳渎。但由宜陵樊汊所开的山阳渎,主要基于平陈的军事需求,未能充分考虑自然条件的限制,所以旋开旋淤。《读史方舆纪要》引《元和郡县志》云:开皇七年既开茱萸湾,“仁寿四年复开此以通漕。”

  清人方浚颐曾说:“江去淮三百六十里,沟于春秋,渠于汉,水断于晋,渎于隋,河于唐,皆运河也。”此语高度概括了唐代以前江淮运河1500余年河道、水利的变迁。形成于春秋时期的邗沟,几经演变而成山阳渎,成为运河的基本形态,也奠定了大运河的基础。诚如方浚颐所言,无论邗沟河道和形态如何变迁,其连接江淮、沟通南北的作用始终没变,“皆运河也”,在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该运河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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