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奠基时期，传统社会的诸多制度和文化特色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受命改制”论及其政治实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旨在解决传统王朝的合法性建构，在政治运作中具有重要地位。

　　受命改制思想源远流长

　　战国秦汉是传统政治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面对首次出现的大一统政权，无论当政者还是学术界都迫切需要对此作出回应，为其合法性、正当性做出适当说明，“受命改制”思想就是集中体现。面对高祖刘邦平民称帝的历史巨变，司马迁这样解释：“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班固则这样评价汉武帝的功绩：“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前者强调的是汉王朝的“天命”，后者强调的则是汉王朝“改制”的成果。“受命改制”思想很好地满足了秦汉专制政权建立初期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需要。

　　“受命改制”思想的形成，既有现实社会政治结构变迁的原因，也有传统思想文化积淀的因素。伴随春秋战国时期传统思想的整体变迁，西周以来的天命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再经诸子百家的相互激荡，传统天命思想最终成型，成为型构传统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一环。“改制”理论的历史渊源同样悠久，均源自上古三代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又不断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逐渐成为系统的“改制”理论。可以说，秦汉时期“受命改制”思想源远流长，是上古三代传统政治和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

　　成就“圣王”的必由之路

　　“受命改制”思想兴起的前提是“天命有德”观念的确立。西周以前，“天命”高高在上，具有绝对权威。西周以后，“天命”逐渐具有“德”的内涵，“德位相配”成为时人共识，至此，“天命有德”的政权合法性理论基本形成。秦汉时期，更多地体现为利用“天人感应”理论予其形式化处理。此后，经过谶纬之学的推波助澜，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以“德”为核心，以天人感应、祥瑞灾异为表现形式的“天命有德”理论。这套理论一方面继承了儒家“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理念，另一方面利用祥瑞灾异给予“天命”以明确的表达形式，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共同需要，成为秦汉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权合法性论说。

　　“受命改制”思想的形成和巩固，还与传统中国对“圣王”的崇拜有关。春秋时期，天下无道，孔子通过撰作《春秋》寄托其“王道理想”，孟子已将他与禹、周公等圣人并列。此后，为进一步提升儒家的地位，公羊学家对孔子不断予以神化，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成为孔子的“受命之符”，孔子遂成为“天命在身”的“素王”。两汉之际，谶纬思潮进一步构建了一个从“河图受命”到“为汉制法”的“玄圣素王”形象。孔子“素王”形象的确立和“为汉制法”理论的提出，为“受命改制”理论提供了神圣依据。从此，“受命改制”就不再仅仅是历史性事件，而成为后世成就“圣王”的必经之路。

　　从“受命改制”到“制礼作乐”

　　“受命”之后就要进行“改制”，首先是“改正朔”。在传统社会，以“正朔”为代表的“历法”是神秘天命的直接体现，“正朔”也因此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标志。其次是“易服色”。在古代社会，“色彩”具有重要的政治意蕴，“易服色”就是根据自身政权相对应的“德运”对车马、服饰等进行全面“改色”，以上应天命。再次是大规模“制礼作乐”。“礼乐盛世”承载着儒家全部的治世理想，“受命改制”思想继承了这一历史文化使命，于是全面的“复古改制”就成为必需。

　　“改制”还需要遵循一定的“天道”和“历史”规律，此即“三统五德”。“三统论”认为夏、商、周各代表“一统”，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此后的朝代更替都应遵循这一顺序，周而复始。“五德终始论”认为每个朝代各据一“德”，朝代更替遵循土、木、金、火、水五行的演生次序，每个朝代都应占据相应的德运，并据此进行改制。“三统论”和“五德论”都具有机械循环论的色彩，与前述“天命有德”的理念看似矛盾，其实均体现了秦汉时期“奉天法古”的思想原则，一方面模拟“天道”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延续了上古三代政权更替的神圣历史脉络。

　　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受命改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一步步“拨乱反正”，最终达致“天下太平”。“拨乱反正”理论确立于春秋公羊学，这一理想背后体现出秦汉时期强烈的更化改制精神。在儒者看来，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政治变迁严重破坏了三代以来延续已久的社会文化秩序。于是，“拨乱反正”就成为非常急迫的政治和文化任务，而“拨乱”的手段就是“改制”。

　　“拨乱反正”的最终目标则是“天下太平”。东汉公羊学家何休曾将春秋历史划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表达的就是这种理想。汉儒的“天下太平”理想虽然充满理想主义气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目标，却具有非常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与“受命改制”理论的兴起和盛行都有密切关系。

　　秦汉时期的“受命改制”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套完整的关于传统王朝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建构。“天命有德”是“改制”的前提，“玄圣素王”是“改制”的神性依据，“制礼作乐”是“改制”的核心内容，“三统五德”是“改制”的原则。通过“改制”逐步“拨乱反正”，最终达致“天下太平”则是其最终目标，“天下太平”又成为“受命”的重要表征。以上方面环环相扣，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部分

　　“受命改制”思想体系在战国晚期已初步成型，汉武帝则是第一个大规模实践者，其“改制”实践为传统王朝确立了基本的礼制模式。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成功，其改制规模远超武帝。两汉之际，谶纬流行，“受命改制”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东汉虽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制实践，但“受命改制”背后蕴含的政权合法性思想则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东汉政治的发展。

　　除了在具体政治实践领域之外，“受命改制”思想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精华对秦汉时期文化发展也发挥过重要影响。例如“天命有德”所蕴含的“天下为公”理想、“玄圣素王”所展现的“崇圣尊儒”取向、“制礼作乐”所指向的“礼乐盛世”追求、“三统五德”所体现的“奉天法古”特色，以及“拨乱反正”所展现的“更化改制”精神等，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均诞生于上古三代，通过“受命改制”理论的吸纳而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参与了秦汉时期政治文化伦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

　　“受命改制”思想是秦汉时期政治思想的总纲，通过对“受命改制”理论的深入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权合法性”理论的重要内涵，以及传统王朝的运作机制都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4年一般项目“政治神话与秦汉学术思想研究“（14BZS01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