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里岛是古风时代希腊在西地中海建立的“大希腊”殖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希腊世界同迦太基、罗马等西地中海主要国家进行交往的窗口，加之这里土地肥沃、人口繁盛，成为左右希腊世界军事政治格局的一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处于希腊、腓尼基与拉丁文化交汇的中心，但西西里岛从未被任何一种文明元素所独占，而是希腊、腓尼基、拉丁等不同文明势力相互对抗、交流与融合的天然枢纽。早在古典时代，西西里岛就成为希腊罗马史学和文学重点关注的对象。随着欧洲古典文化的发展演变，西西里的形象也几经变化。因此，追溯西西里形象的嬗变过程，可以为进一步探索西方古典文化史的发展历程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和视角。
从“化外之地”到“世外桃源”
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古典史家的思维世界里，西西里是一个位于希腊本土边缘、文明开化程度较低，且在政治利益、族属认同上与希腊若即若离的殖民亚文化世界。他们关于西西里岛的历史沿革与自然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也往往局限于叙拉古等个别典型城邦。据希罗多德记载，在波斯国王薛西斯大军压境、希腊本土诸城邦命悬一线之际，面对求援的希腊使节，西西里岛叙拉古城邦僭主格隆傲慢地开出了提供200条三列桨战船和2万援兵的价码：希腊人奉其为抵御波斯的盟主。希腊使节则用特洛伊战争传说中希腊联军领袖阿伽门农不能容忍拥有辉煌历史的斯巴达人屈居西西里僭主之下的典故，坚定地拒绝了格隆。碰了钉子的格隆随即玩起了首鼠两端的把戏：派遣部下携带议和文书，率领三条满载礼金的船只前往希腊，静观战况发展，如果波斯人节节胜利，就向波斯君主进献礼金并议和；如果希腊人未落下风，就悄无声息地返航。无独有偶，在修昔底德笔下，叙拉古人曾以承诺不戮一人并保留战俘自由人身份为条件接受雅典人的投降，随后却背信弃义地杀害了雅典远征军将领德摩斯梯尼和尼西阿斯，并在残酷虐待雅典战俘后，将他们集体贩卖为奴。演说家吕西亚斯也曾对叙拉古僭主老狄奥尼修斯在希腊人抵御波斯帝国势力步步进逼的共同事业上持漠不关心的自私态度，提出过严厉批评。在上述三位希腊知识精英的眼里，西西里是与文明的希腊存在一定政治、文化乃至血统渊源但又毫无信义和人道情怀可言的文明边缘区域。此外，尽管西西里的军事力量已强大到足以争夺希腊联军指挥权和击败雅典远征军的程度，但除非雅典和斯巴达同它们发生必要联系，西西里始终被排除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希腊精英的视野之外。
公元前4世纪，希腊本土伦理哲学兴起，曾被视为“化外之地”的西西里岛反而成为柏拉图等人寄寓其政治道德理想的“世外桃源”。与伊索克拉底将实现自身道德理想的希望寄托于塞浦路斯岛类似，柏拉图同样渴望在掌握叙拉古城邦权力的摄政狄翁身上将自己的“哲学王”理想转化为现实。色诺芬也将历史上挥金如土的叙拉古僭主希耶罗假想为自己道德教育理论的灌输对象。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抒情诗传统中，诗人品达与巴库利德斯同样在为希耶罗赛会竞技胜利所撰写的颂歌中，寄托了自己关于贤明君主的美好理想。这些雅典哲学家和诗人往往将西西里岛想象为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和有可能实现其道德理想的异域社会。
无论是“化外之地”还是“世外桃源”，都是公元前5—4世纪希腊学者以希腊本土为中心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客观反映。在他们看来，西西里等周边地区是古典文明的“边缘”或“他者”，文明教化的缺席固然遗憾；然而，当希腊的政治“实然”与学者们的理想“应然”之间的巨大张力让他们在希腊本土实现“拨乱反正”或“推倒重来”的希冀濒于绝望之际，西西里仿佛是未受污染的世外桃源，这里的文化蛮荒与文明空白意味着，他们可以将思维世界中自编、自导、自演的“理想国”建设，不受任何羁绊地搬到现实世界。这与《论语》中孔子欲离开“礼废乐坏”到不可救药的文明中原，去“化外之地”的“九夷”建立他“礼制天下”的典故所体现出的内涵异曲同工。
从“地理边缘”到“交通枢纽”
公元前4世纪晚期，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和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共和国在地中海世界建立霸权，希腊化时代知识精英的知识结构与历史观念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地中海世界政治统一体的逐步形成带来了地理知识的爆炸。希腊化早期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认为，随着亚历山大与罗马共和国的征服事业所建立的地中海世界统一局面的到来，在他所生活的年代里，可以沿陆路或海路抵达地中海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个角落，这种便利的条件是此前的历史、地理学家无法想象的。然而，波利比乌斯掌握的渊博地理知识又迅速被眼界更为开阔的斯特拉波所超越。后者在其《地理学》第2卷中，对波利比乌斯关于西西里岛周围水流走向的叙述和从该岛通往直布罗陀海峡、亚历山大里亚港等地的航程估算等错误进行了纠正与批判。古希腊知识精英们视野拓展与地理学知识累积的惊人速度可见一斑。
其次，地中海政治割据局面的结束，促使波利比乌斯、狄奥多鲁斯、斯特拉波等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从地中海世界角度，去思考、分析西西里岛等区域在地中海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由此摆脱了此前囿于希腊本土中心论而形成的某些狭隘观念的束缚。这些变化显著拓宽了希腊知识精英的视野，改变了古典史学、哲学语境下西西里的被动从属地位。在希腊化时代史家狄奥多鲁斯的笔下，公元前380—前379年的东地中海政治史格局绝非色诺芬史著中所说的斯巴达一家独大，而是由波斯帝国、斯巴达、西西里所形成的三足鼎立局面。波利比乌斯则将西西里岛视为衔接东西地中海的战略枢纽，认为无论是罗马还是迦太基，在完全控制了西西里岛后，势必将征服希腊本土和小亚细亚提上日程。有趣的是，希腊化时代学者们同公元前4世纪早期史家在历史观念上的根本分歧，鲜明地反映在色诺芬《希腊史》的现存文本中。据考证，《希腊史》的早期手稿中很可能存在着希腊化时代校勘家插入的、补充色诺芬编年体系中同时代西西里、迦太基史事的内容。这表明，在希腊化时代的学者们看来，早期希腊史家们将西西里排除在希腊史叙述体系之外的惯常做法，是不可容忍和无法理解的。事实上，与其说希腊化时代的学者们修正了古典史家对具体史实的错误认识，不如说二者间的主要分歧在于观察立场上的根本区别——希腊古典史家们的基本视角立足于希腊本土中心论，而希腊化史学研究者们的宽广视野则关注到了西西里岛在地中海区域整体历史中不可或缺的枢纽作用。
通过这一视角的转变和认识的深化，古典历史观念中对西西里的“野蛮化”和“理想化”倾向也一并烟消云散。狄奥多鲁斯笔下的老狄奥尼修斯是一个遵从利益至上原则、擅长纵横捭阖和实行铁血统治的冷酷政治家；波利比乌斯描述的西西里岛则是罗马与迦太基反复争夺、血肉横飞的战略要地；斯特拉波则用冰冷、客观的自然地理特征统计数据取代了柏拉图、色诺芬关于西西里世外桃源的一切浪漫幻想。可见，希腊化时代知识精英历史视野的拓展与地理知识的积累使得西西里岛的文化形象变得日益清晰和真实，将这座原本位于希腊文化边缘地区的岛屿从异域变成了地中海世界核心区域的交通枢纽。
从“尘世”到“冥界”
通过希腊化和罗马时代学者对西西里岛形象的客观描绘，西西里狂野、神秘的自然地理特征也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而被赋予了宗教神秘色彩。罗马帝国早期知识精英对超自然力量的浓厚兴趣和基督教信仰的广泛流行，更是对该观念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随着古典后期纵跨地中海南北的航海活动与利用岛屿自然环境的宗教隐修活动的盛行，包括西西里在内的地中海岛屿群体自然特征在水手、游客、地理学家与教会作家记忆中的形象也在不断得到强化。在西西里岛纷繁复杂的地貌特征中，给古典作家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当属位于岛屿东海岸、在地中海世界范围内喷发活动最为频繁的埃特纳活火山。
无名氏诗作《埃特纳》表明，早在公元63年之前，已有学者对埃特纳火山的喷发活动进行过极其细致入微、颇具现代科学精神的观测。然而，除对罗马帝国早期博物学与自然地理学成就的展示外，埃特纳火山的文化意义更多地体现为对西西里宗教地位的强化作用。早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的文学批评传统和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奥德修斯与埃涅阿斯通往下界的入口便被安排在与埃特纳处于同一火山链上的坎佩尼亚和库迈。《埃特纳》提到了当时人们普遍将埃特纳火山视为火神伏尔甘等神明居所的观念。到6世纪，圣格里高利正式在其《对话录》中提出将西西里岛当作“堕落之海”——地中海的中心，将埃特纳火山视为通往地狱门户的基督教地理观念，并描述了作恶多端的国王提奥多里克被他所杀害的叙马库斯和罗马主教约翰拖进火山口的骇人梦境。圣格里高利的描述对于基督教文化地理观念中作为“堕落之源”的“西西里—地中海”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柏拉图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到圣格里高利笔下的“地狱之门”，西西里在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观念中的形象经历了从边缘到枢纽、再从世俗到魔幻的复杂历程，先后经过了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中心主义、希腊化时期的普世史传统以及基督教语境下的宗教地理观的塑造。从宏观角度看，古典文化语境下西西里形象的沧桑变化反映了古希腊伦理学与道德教育思想的兴起、希腊化时代知识精英的视野拓展和在罗马帝国时代宗教观蜕变等古典文化发展演变的具体呈现。而当代西方文学、影视传统中多姿多彩的西西里形象同样与它在古代世界承载的各种文化元素，以及该地区在近现代地中海世界多元文化共同体中的长期浸染密不可分，体现了西方文化史中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