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前后，为了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欧洲列强疯狂进行军备竞赛，全力推行海外扩张政策，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最终完成了对非洲的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摆脱了欧洲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为非洲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保障。8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对殖民时期非洲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表现为四大趋势：关注非洲社会变迁；深化对殖民统治的认识；反思殖民统治对非洲的影响；研究资料和方法趋于多样化。
民族主义史学奠定学科基础
在殖民统治时期，欧洲殖民者从种族主义立场出发，无视非洲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宣称非洲人是没有历史的。在殖民者看来，所谓的非洲历史就是欧洲人在非洲大陆活动的历史。这种殖民主义史观既是为了巩固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也是殖民者固有文化观念、白人优越论和欧洲中心论在学术上的反映。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非洲民族国家纷纷实现独立，建立非洲史学成为当时非洲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民族主义史学流派迅速兴起，主要代表有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秉持民族主义立场的非洲史学家尤其关注殖民时期以前非洲的国家形态和贸易，殖民统治以前的历史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迄至70年代末，民族主义史学在非洲史研究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奠定了非洲史学科的基础，其学术地位不可磨灭。
从20世纪80年代起，非洲史研究的中心由非洲大陆逐渐转向英美等国。同时，非洲史学家试图从殖民时期历史中探寻非洲国家遭遇发展挫折的原因。因此，殖民时期非洲史成为这一时期的非洲史研究重点，非洲史学家注重反思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殖民时期的历史档案相继开放，也为重新审视殖民时期非洲史提供了客观条件。欧美史学研究的整体发展态势对非洲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其他地区的历史研究，譬如印度的“庶民研究”，也为非洲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注非洲社会变迁
20世纪80年代，非洲史学界围绕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一场激烈辩论，其中，英国的非洲史学家特伦斯·兰杰等人提出的“传统的发明”这一概念影响较大。他们认为，传统、法律和族群是殖民当局所主导的社会建构过程的产物。殖民者意在保存传统社会秩序的同时，迫使非洲社会屈服于殖民统治，从而确立殖民霸权。随着非洲史研究逐渐深入，非洲史学家日益强调殖民“发明”是有限度的，不应当夸大殖民者操纵非洲制度从而建立霸权的能力；传统、族群和习惯法并非殖民者轻易能够制造或者操纵的，殖民统治依赖这些制度而得以维持，殖民力量也因而受到限制。
同时，非洲史学家试图从不同领域研究殖民时期非洲社会变迁，涉及城镇、妇女、法律、家庭、宗教、教育、医疗和娱乐等领域。这些研究大多意在揭示殖民霸权的有限性，强调非洲民众在塑造殖民地社会变革进程中的能动作用。例如，城镇史研究关注殖民地国家对城镇空间的控制、特定社会群体的兴起以及疾病、失业、犯罪、娱乐等问题。相关研究表明，即便在殖民统治力量相对较强的非洲东部和南部殖民地，非洲人仍能绕过殖民政府对城镇的控制。殖民政府无法有效控制殖民地的变革进程，更多是根据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对其殖民政策作出调适，这暴露出殖民霸权的有限性。另外，非洲医疗社会史也取得重要进展，主要围绕疾病、西方生物医药与殖民统治的关系而进行研究，包括殖民医学在殖民征服过程中的角色、非洲疾病史、疾病与城镇隔离制度的建立、疾病与殖民地生态环境及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等。
深化对殖民统治的认识
非洲史学家日益强调，殖民地国家并不只是宗主国利益的代理人，殖民地国家的结构和行为不能仅仅从宗主国的帝国因素中寻求解释，同时也应关注殖民地本土的内部因素；殖民地国家内部存在着复杂的权力分配，不同社会群体塑造并影响着其运转过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界限较为模糊；殖民政策的实施过程并非殖民官方宣扬的那样“协调”，而是时常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
近年来，非洲史学家在承认殖民统治的残暴性和剥削性的同时，日益强调殖民霸权的有限性。这一有限性之所以形成，主要是由于殖民地国家内部巨大的利益冲突、资源有限性以及非洲社会历史进程的塑造作用。殖民统治者在试图改造非洲社会的过程中，往往受到非洲当地社会关系和发展进程的制约，不得不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上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
非洲史学家强调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他们关注殖民统治后期的发展观念与实践，认为20世纪40年代以后，英法殖民统治进入“发展型”殖民主义阶段，在残暴镇压殖民地反抗的同时，也不得不推行经济社会变革，以期巩固其殖民统治，“发展”成为宗主国与非洲殖民地关系中的核心概念。在宗主国和殖民地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殖民地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速发展，并导致社会冲突加剧。随着民族主义组织在整个殖民地范围内兴起，基层殖民政权和酋长机构的合法性岌岌可危，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开始坍塌。到20世纪50年代，原有统治模式难以维持，这构成了非殖民化的历史背景。
殖民统治影响非洲发展
非洲国家取得独立之后，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非洲国家的性质和非洲国家内部的政治进程成为非洲史研究的焦点，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殖民统治终结的意义以及殖民遗产对当代非洲发展的影响。
一些非洲史学家主张更为全面地认识非洲民族国家独立的历史意义。他们认为，以往研究通常将主张与殖民者保持联系的国家或社会力量视作“反动”，然而历史事实要复杂得多。一些史学家以法属西非殖民地为例，强调西非的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坚定地反对殖民主义，同时，这些民族主义领导人也认为，法非共同体为建构非洲国家间的联合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们试图在对殖民帝国加以改造的基础上，实现原有殖民地的联合。不过，随着民族独立逐渐成为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法非共同体最终归于失败，西非殖民地最终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
非洲史学家还致力于探讨殖民时期历史对当代非洲国家特性、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的影响。例如，克劳福德·杨在研究比属刚果历史的基础上，强调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危机的根源蕴藏于殖民统治时期，他将非洲殖民地国家描述为“碎石机”，认为殖民地国家彻底改变了非洲社会原有的政治空间、社会等级分层和经济生产方式，这是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弗里德里克·库珀提出了“守门人国家”理论，认为殖民地政府的统治基础极为脆弱，无法控制殖民地社会和文化领域，它所关心的只是“守住大门”，即维持其统治。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继承了这一特征，独立后很快出现了争夺控制权的激烈角逐，并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
在重新认识殖民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学者们对非洲历史分期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以往的非洲历史学家通常将非洲历史划分为前殖民、殖民和后殖民三个历史阶段。从本质上说，这等于承认殖民统治的确立是非洲历史的基本特征。按照这一分期，殖民时代成为非洲历史进程的支点，向前延伸为“前殖民”时代，向后延伸则为“后殖民”时代。新生代的非洲史学家对此提出挑战，他们主张打通殖民和后殖民的历史阶段划分，强调这样有助于理解非洲历史的连续性。他们认为，对于非洲历史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性不亚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独立，应被视为非洲历史的重要节点。
研究资料和方法多样化
近年来，殖民时期非洲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日益多样化。虽然非洲史学家继续利用殖民政府档案、殖民官员通信和回忆录，但他们意识到，这些文献时常反映出殖民统治者的立场及其对非洲社会的偏见和误解。因此，非洲史学家在利用这些档案文献的同时，更强调利用殖民档案之外的史料，例如司法记录、口述访谈、图像资料以及非洲文学作品等，试图以此来弥补殖民政府档案资料的缺陷，更为全面地展现殖民时代非洲社会变迁。例如，肯尼亚的“茅茅运动”是非洲史和英帝国史上的重大事件，曾经有大量著作讨论其起源和影响。然而，“茅茅”士兵作为该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一直未受到应有关注。非洲史学家戴维·安德森大量利用殖民政府针对“茅茅”士兵的司法审判记录和这些士兵的口述访谈，还原了这一群体的历史，丰富了“茅茅运动”的历史图景，并且揭示出英帝国在肯尼亚如何运用种种军事和宣传手段，来维持岌岌可危的殖民统治。这一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非殖民化的认识。
相关研究日渐强调借鉴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艺术学和环境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呈现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态势。例如，一些非洲史学家关注非洲大众音乐与政治、权力和权威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研究非洲音乐，探讨非洲人反抗殖民统治、非洲民族认同的形成以及非洲社会变迁等问题。有的学者将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史与非洲城镇空间演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揭示出种族、族群、民族等身份归属并非全然由殖民统治所强加的，而是由殖民统治的悖论和权力有限性所塑造的，同时非洲土著文化对等级和差异的理解也对这些身份归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帝国史与非洲史研究领域趋于接近。前者主要关注欧洲帝国及其统治精英的利益、政策和行为，后者则注重非洲民众的社会史。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非洲史学界在充分吸收民族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非洲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研究往往倾向于将殖民主义视作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共有”文化，从而淡化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立场的根本对立，也淡化了殖民统治对非洲社会的奴役和压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属非洲殖民地社会变迁研究（1890—1960年）”（13CSS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