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走出单个断代的畛域，贯通辽宋夏金，加强10—13世纪中国史的整体研究，已经逐渐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为了提升10—13世纪中国史研究水平，我们应该把眼界放得更宽一些，不仅横向的辽宋夏金，而且纵向的辽金元清也应予重视。

　　10—13世纪，即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大变动、各族文化呈现大碰撞大融合及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从事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学者多以某个断代为主，兼及各政权之间的和战、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关系。本时段几个政权之间和战变换频繁，辽夏金三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具有许多相近特点和发展趋势，加之有关辽夏金的文献相对匮乏，而且记载互有异同，有待甄别考辨。因此，加强本时段的整体研究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金毓黻首倡本时段整体贯通研究

　　最早将本时段进行整体贯通研究的断代史著作，是金毓黻著《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该书不仅包括宋辽金，还兼及西夏、西辽和高丽，反复强调宋辽金三史兼治。他说：“治本期史，兼包三朝，且会有元初之一段，今取三史互证，则抵牾之处颇多，故治本期史尤难于他期，其方法含有三种，即一为分析研究，二为综合研究，三为专题研究是也。”“治本期史，唯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存偏狭之见，斥辽金史为不足观，则精详之史实，既不能尽弃，亦大背史家宁繁勿略之旨。”“治《宋史》者，宜兼治辽金二史，无论治《辽史》，治《金史》，亦不能置《宋史》于不读。”至于本期治史的顺序，金毓黻说：“应先以本史证本文，如以《宋史》之列传证本纪，以表志证纪传，是其例。次以诸史证本史，如《宋史》证以辽金二史，治辽金二史亦取《宋史》证之，是其例。”

　　金毓黻关于三史兼治，并将宋辽金并列叙述的主张与实践，对推动本时段研究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然而一时并没有改变长时期以来中国通史、断代史的叙述格局，多数通史、断代史著作仍把辽金附在两宋后面或穿插其间述及，而且多着眼于和战方面。在《宋辽金史》前后出版的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1934年出版前四部分，1955年中华书局出齐）是一部独具特色的皇皇巨制，设“宋辽金夏元”卷，卷首有宋、辽、金、夏、元世系，但辽金正文字数太少，过于简略。新中国成立后二三十年的本时段通史、断代史也大体如此。

　　采用辽宋夏金并列叙述方式

　　20世纪70年代，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首先将辽、西夏、金史与两宋分别设置章节叙述，确立了辽、西夏、金史在通史中应有的地位。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西夏金史》分册（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8年）也是按朝代编次的。此后，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编纂中，都是采用辽宋夏金并列叙述方式，辽夏金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

　　为了倡导10—13世纪中国史的整体研究，邓广铭、漆侠提出“大宋史”概念，曾引起不少辽金史研究者的反对，说为什么不叫“大辽史”、“大金史”？还有人进而曲解“大宋史”概念是“典型的正统观”，认为持有这种观点者是“轻视辽金史研究，妄图把辽金史纳入宋史研究范畴，成为宋史的附庸”，还说“此说一出立刻遭到众人的唾弃”，甚至称此说是“试图推翻辽金的正统地位”云云，后者这种语言显然背离了正常学术讨论的范围。健康的学术争鸣应该紧扣对方基本观点进行论辩，不应把假设的观点强加给对方，然后予以批驳。邓、漆两位先生的“大宋史”提法可以斟酌，但其本意是倡导对10—13世纪中国史即辽宋夏金时期开展整体贯通研究，并无不妥。就连首开宋与辽金并列研究先河且不赞同“斥辽金史为不足观”者的金毓黻也说过，“至本编以《宋辽金史》命名，盖为遵依部章，非以代表时代”，“名以《宋史》，或《宋辽金史》，固无关宏旨也”。因此，无需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至于将“大宋史”概念跟否定辽金正统联系起来进行批驳，更加不通，因为当今学界在承认辽金正统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元朝初年，本着“国亡史作”惯例，议修辽金宋三史，由于正统问题长期争论不休，直到元顺帝时才决定宋辽金“各与正统”，修成三史。明代虽有回潮，但清代乾隆间编纂二十四史时，依然采用元修辽、宋、金史，只是西夏无缘列入正史。人们在列举中古以后的朝代时，往往还是习惯于称唐宋元明清，而忽略辽夏金。不过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研究著作中，一般都采用辽宋夏金并列，而且发表许多研究文章，肯定辽金的正统地位，这已不是问题，当前需要的是如何把这个问题的研究继续引向深入。目前，尽管学界关于辽宋金正统问题的认识尚存某些差异，但是在宋辽金各为正统这个问题上并无根本分歧。

　　辽宋夏金整体研究成为共识

　　在对10—13世纪中国史进行整体贯通研究方面，近三四十年来，已经出现一些成果，其中以漆侠的研究最有代表性。较早的成果有他与乔幼梅合著《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该书不仅依时间顺序论述各代经济史，而且综合论述辽夏金经济发展特点及其历史地位。特别是由邓广铭、漆侠提议，漆侠主编的《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按照“大宋史”概念编写的一部包括10—13世纪中国境内全部政权的断代通史。该书在内容上，全面展示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着力探索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整体的发展演变；在体例上，打破以往按照历史纪年叙述的惯例，按照内容编排，分为政治军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宗教风俗、周边民族与政权、文物考古史料，共7卷。该书是对本时期进行整体贯通研究亦即邓广铭、漆侠称之为“大宋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走出单个断代的畛域，贯通辽宋夏金，加强10—13世纪中国史的整体研究，已经逐渐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识。“大宋史”概念在辽夏金史研究者中也得到正面呼应。如有人在评述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辽金史研究时，就将“大宋史”即辽宋夏金作为整体史研究，探寻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规律所取得的成果，作为其中的一个特点（关树东：《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辽金史研究述评》，《辽金史论集》第1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还有文章探讨西夏史如何走进“大宋史”问题，认为宏观地把握10－13世纪的历史大势是一个很重大的课题，需要宋、辽、夏、金史学者通力合作才可完成。西夏史的研究也可由此纳入中国通史的研究而得到长足发展（王天顺：《西夏史如何走进“大宋史”》，《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

　　重视横向和纵向研究

　　为了提升10—13世纪中国史研究水平，我们应该把眼界放得更宽一些，不仅横向的辽宋夏金，而且纵向的辽金元清也应予重视。在海外争论了一二十年的“新清史”问题，最近又引起关注。有关“新清史”争议涉及的某些问题，在辽金元史研究中也存在，因为它们都是北方民族为统治民族的朝代。“新清史”论者的许多观点，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所谓“征服王朝论”、“中国在边境无主权论”、“异民族统治论”等，多有相近之处。在这些问题上，不仅中外论者有很大分歧，国内论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是值得辽金元清史研究者仔细思考和认真探讨。对于讨论中带有政治性的学术问题，除了政治层面的论辩之外，学者的责任应该是多就学术层面进行深入剖析，讲清道理，这样会更有说服力，对国内外辽金元清史研究有更大的启发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