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进程中，基于和合共生的文化理念，促成了周边族群的积极靠拢，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当前，我们也应积极促进和合共生文化理念的对外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不同文化共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文化传播基于文明发展

　　文化的传播，倚赖文明的发展。发展较好的文明，主要得益于两项条件的达成。首先，在这一文明模式下，能够较为有效地抵抗来自外部自然灾害疫情的侵袭，进而保全人类生命的存续繁衍，促成整体族群的长时段强大。这内在需要在这一文明模式下，能够较为有效地获取满足生存、生产、生活的基本劳动资料。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十分契合。就劳动者而言，这一文明模式需要供给满足其基本生活所需，促成劳动者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就劳动资料而言，这一文明模式需要提供便利的劳动工具，以积极地改造自然环境并为我所用；就劳动对象而言，这一文明模式需要建基于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其次，在有利于人类社会的种族延续与社会发展外，这一文明模式还需在精神价值层面有益于人格尊严的获得。人的基本价值和尊严的获取，反映在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相对于整体有效获取生产资料而言，在这一整体累进过程中，关乎既有资源由谁占有、基于何种原则予以合理分配以及生产关系的和谐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在自然环境中获取足够资源是生产力提高的主要表现，而在生产关系中对人的尊严的充分重视，反向促成生产力的继续提升。

　　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才会生发出文化传播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文明的发展并不必然造成文化的传播及文化中心的形成。文化高地的逐步形塑，主要基于周边地区在详细比照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时，逐步形成对文明发展程度的基本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生发文明互鉴的需求。这需有一自然而然的过程，该过程可能漫长而持久，“揠苗助长”反而容易坍塌。基于自身获取资源能力的比较优势，居高临下地进行外部干预并非文化传播的长久之道，源发自心悦诚服的心理认同才是文化传播的正途。因此，文明高地及文化传播现象的形成，基于对文化发展水平的心理认同与文化认同。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认同是道，文化传播的具体方式是术，二者不可本末倒置。

　　把握中华文明的特点

　　中华传统文化建基于农耕文化，内在地讲求稳定性、持续性、有效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顺应自然、调适自我，以理顺自然与人的关系，达致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讲求理顺春夏秋冬四时之政，注重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关系本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所在。因此，中华传统文化逐步形成内以反求诸己重视心性、外以德治教化以理服人的文化特色。中华传统文化讲求君子仁人志士的教化之道：注重嘉言懿行的耳濡目染，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升华自我。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方式与传播途径。讲求稳定性、持续性、有效性，使中华文明在保持族群整体延续、获取生存资源层面具有一定优势。重视推己及人、忠恕之道的和而不同思想，则使中华文明体具备强大的包容能力。二者并行一道，不断获取周边族群的心理认同。这促使中华文明向心力不断凝聚，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

　　从华夷之辨层面观之，历史上的周边游牧民族均积极主动学习中原农耕文化，接纳儒家文明。它们认同农耕文化的优越性，在行为服饰方面加以效仿，在制度层面给予模仿，促成中华传统文化的自然传播。在中国历史上，尤以北魏孝文帝改革最为典型。因此，良性的文化传播过程，基于心理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间的交流缓慢而自然，较少有政治强力或人为因素存在，因此也更为持久稳定。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主要基于对文明形态的心理认同。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华文明，得到东亚地区各个国家的心理认同。同时，中华文明没有走上对外武力扩张的道路，而是在文化层面积极地求同存异，在和谐共生的理念中使周边不同国家和谐又相对独立发展。在天下理念的加持下，东亚地区在历史上基本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整全秩序。进入现代国家状态后，因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缘故，各国进入独立发展阶段。但就文化形态、心理认同而言，却有着基本一致的渊源。这促使东亚儒家文化圈各国，在基本价值、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饮食起居等方面，有着天然的相对一致性。对家庭伦理亲情的重视，对同乡地缘组织的倚赖，即为其表现。

　　超越文明冲突论

　　与中华文明讲求和合共生的理念及形成儒家文化圈的历史现实不同，欧洲社会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形态，亦不具备相应的文化理念。时至今日，西方社会比较流行的理念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本质上说，文明冲突论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版本，体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基本姿态。其前提假设为：欧美的现代化理论具有普遍性，这一模式应成为其他国家的效仿对象，进而以此为基本模版。这一理论将文明的冲突直接指向其他地域文明与欧洲现代文明的冲突，将欧洲文明等同于“现代性”，而将其他地域文明视同“落后”。因此，文明冲突论的潜在之意为，与欧洲文明协同则可，与之不同则会产生冲突。那么，按照这一逻辑，则将推导出：以所谓欧洲现代文明整合其他地域落后文明，最终形成一个没有异质性的单一性文明样态。从时间上看，现代文明的确肇始于西方世界，呈现出自西向东的传播形态。特别是，科学技术在提升生产力方面，确实具有不可比拟的相对优势，在积累资源以适应、改造自然方面也具有强大力量。

　　然而，文明传播及文化高地的形成，与自然科学技术的传播并非完全一致。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发展的进程，不同于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的技术推广等具有一般性意义，其发展需要有心悦诚服的心理认同。如何处理历史传统与其他价值理念的关系，应根植于本国具体历史情形。以某一价值判断作为标杆来给他国贴标签的做法，或以所谓某一主义具有普遍性而具体实行攻击他者的民族主义做法，以至张扬本国军事实力进而为经济利益进行海外扩张的做法，不会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总之，以触碰他者利益来进行的文化宣传，是不能够成立的。

　　文化差异的存在与文明样态的多元性，应形成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而非以此为基础形成文明所在地之间的利益冲突。文明的冲突与文明体的冲突，并非完全同一：前者指向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后者则会引发地区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文明的冲突应以文明的形式即文化间的交流、互动、碰撞、吸纳、整合等为方式，至于其结果究竟为和合为一抑或互用吸收甚至分道扬镳均是合理的，无须进行结果预设。到中国近代时，中华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此后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主动对外开放，同世界不同文化进行沟通交流是不可或缺的。并且，这也可以使中华文明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扩大中华文明的影响力。《易经·贲·彖》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一词即由此而来，亦昭示着中华文明礼达四方、化成天下之意，体现着“天人合一”式的东方古老智慧。这一通过文化认同方式的“化”，达致止于至善的文明境界，可能是形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切近路径，以期达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和合理想境界。世界各国只有更好地互通互鉴，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不同文化之间应交相辉映、协同发展、共同进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演绎理路研究”（20CZZ）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