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的概念由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提出。他在《信息乌托邦》中写道：“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信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束缚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信息茧房”问题自提出以来一直为学界所关注。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算法的不断成熟，“信息茧房”问题也出现了新的形态——人对信息的需求由主动检索变为被动接受，生活越发为技术所规划和控制。自动驾驶使这种“信息茧房”的新形态更为直观地呈现出来，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思考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
把握“信息茧房”新形态
随着信息的多样性增加和算法的日趋成熟，公众习惯利用网络搜索自己想要获得的信息，而在这一过程中，算法能够根据用户以往的记录判断用户的喜好，将符合用户需求的更多同质化内容精准“投喂”给用户。实际上，其本质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算法推送，使信息内容分发与用户自身固有偏好和需求相匹配，以此对“异己信息”的干扰进行屏蔽。这使得“信息茧房”产生并不断强化。
原初的“信息茧房”是根据受众的需求进行推送，受众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大数据算法根据用户的喜好推送相似的信息，这是以人为主体进行的主动搜索，即人对于自己被置于“茧房”中有一定的选择能力。这种“信息茧房”的存在使人的视野狭窄、理解片面，不利于形成共同价值等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信息茧房”问题有了新的变化。技术逐渐能够根据之前受众的行为习惯，估算出用户可能喜欢的信息，由大数据算法主动研判用户的兴趣偏好，并据此进行个性化信息内容分发。简言之，我们不再是主动提出需求，而是算法为我们设计出一个需求，然后再为我们提供满足需求的选项。我们的需求为技术所建构——我们只能被动地置于“茧房”中。“信息茧房”新形态背后呈现出来的，是技术对我们的控制。通过“信息茧房”形态的变化，技术对人控制的逻辑有了初步展现。
反思技术控制逻辑
自动驾驶的发展，使“信息茧房”的新形态能够直观呈现，进而展现出其背后的技术控制逻辑。自动时代意味着我们与技术的关系更加紧密，扩大了我们被技术影响甚至控制的范围。在自动时代尚未到来之际，我们可以通过自动驾驶感受技术的作用和桎梏，体会技术为我们制造的新的“茧房”，对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反思。自动驾驶促使我们更直观全面地感受“信息茧房”的新形态，让我们直面与反思技术的控制。
自动驾驶汽车会装配高分辨率的摄像头、各类传感器等信息采集设备，可以收集到乘客的图像、上下车的地点、生活习惯、行车时间、行车路线等各类信息，并记录乘客的各种行为，为其建立个人信息的数据库。这会使算法借助此类数据信息为我们定制个人新需求，然后再根据需求提供相应方案。算法会根据我们之前的各类数据，进行精准推荐。基于此类推荐，加以自动驾驶汽车相对封闭的空间，我们可能会直接接受，会使我们不知道如何尝试新的东西、开启新的领域。这不仅限制了我们探索与选择的能力，更使我们越发陷入技术控制逻辑中。技术的便利性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被合理计算，进而失去选择其他运行逻辑的冲动。
在自动驾驶车辆行车过程中，我们可能会“被迫”进行选择。表面上看，技术似乎给我们提供了多样可能性进行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只能在技术的框架下进行选择，无法跳出技术带给我们的框架。有时，我们并没有需求，但技术根据我们的个体特征为我们创造需求，为我们营造选择的环境。以购物为例，当我们乘坐自动驾驶车辆时，意味着我们允许身份识别，那么后台就可能获取我们的网页浏览记录、购物历史、最近的行踪等信息，并提示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会经过的相关购物场所等。甚至，在行驶的过程中，自动驾驶车辆可能会根据个人特征判断出乘客需要食品、靠枕等，并主动推荐相关商品。
也许，技术可以生成多样的需求，会提供多样的选择，但其基本逻辑却是技术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宰——我们生活在技术的运作逻辑下，每个人都在技术的支配下生活。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的思维方式，使我们逐渐失去主动思考的能力，也使我们很难跳出技术为我们营造的“茧房”中。甚至，这可能进一步重塑人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根据技术的要求产生相应反应。
自动驾驶是多种技术组合的产物，可能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全面改变。这不仅在出行过程中体现出“信息茧房”的新形态，更有可能随着自动驾驶汽车在生活中的比重增加而给我们带来全方位影响。或许，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信息茧房”的新形态中，并在技术控制下愈发失去自我。不过，这也会使我们直观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技术的控制之中——越是在这种全面促逼下，越有可能促进我们重新反思技术本身。那么，我们要如何走出这种技术逻辑？如何在技术时代保持独立、具有批判性的自我？
打破“信息茧房”的技术逻辑
随着技术时代的到来，我们会越发感受到技术对我们的促逼。这是由我们对技术的一些误解所致——错误认知了技术与人的关系且未深入思考技术应用的后果。人机一体化的推进，可能限制人个性发展的自由，并逐渐将人的本质等同于机器的本质。然而，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往往是在社会中、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实现发展，而不是纯粹通过机器获得延伸。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位技术，展开对技术的反思。
首先，技术不应成为我们生活的唯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现代社会就是在技术不断增强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随着技术作用的增强，以及技术涉及的范围越发广泛，有些人开始将技术看作解释事物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唯一方式，将技术运行逻辑看作客观正确的法则，进而倾向用技术逻辑来统治社会。实际上，技术只是整个世界运行中的一个要素，即便技术的影响范围和力度更为广泛，也不能证明技术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唯一。根据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观点，技术也是众多行动者中的一个行动者，而所有行动者都是对称平等的。我们应该对称地看待技术和人的作用，根据不同情境对其进行不同的评估。
其次，我们不应将技术抽象为独立于社会的存在。人们很多时候往往只是片面看到技术带来的益处，缺乏对技术应用到社会中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合理估算，忽略或不能全面估算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因此，不少技术产生的危害会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人们会依靠另一种更先进的技术去解决前一种技术产生的问题，并坚信未来的技术会解决一切问题。这种未对技术后果进行评估或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是对技术的某种误解——这是将技术从社会中抽离出来，认为技术可以独立于社会存在，然后再考虑技术应用到社会中的后果。实际上，这种观点未考虑到技术是在社会环境中构造出来的。简言之，必须将技术放在社会中估量技术的后果，才能真正让技术蕴含道德价值，实现道德物化。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打破现代技术逻辑的契机。中国古代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能够很好地将人和世界万物联系起来，使人重视世界万物的作用，展现出人与世界的复杂而又和谐的关系，进而突破西方二元论、原子论的思维传统。我们不应基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认识事物，而应主张在一个共同的场中考察事物。这能够避免切断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避免将一个事物看作唯一的事物，进而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使我们能够全面考察一个事物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不可能回到无技术的原始时代，注定要与技术共存。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条能够和技术和谐共赢的道路。自动驾驶的发展让我们直面与技术的矛盾之处，启发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我们要打破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形态“信息茧房”，在技术对人与社会全面影响甚至控制的当下，使自我不迷失于“信息茧房”之中。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