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建设的维度看，人居科学是自然科学、人文社科、思维科学的交织，是营造人类活动的场所中，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等众多学科紧密相关的知识系统、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由于人类聚居的多维性、复杂性和多价值观，许多学科均可以从自身的理论出发，来研究“人居”这个领域。本文则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对这一领域进行聚焦。
反思科学与人文的割裂与弥合
主—客二元论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是人类异化于自然的深刻表现。主—客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埋下科学与人文割裂的隐患。比如，在中国，1923年2月，张君动在清华大学批评“科学万能”的演讲，与地质学家丁文江发表的《玄学与科学》文章，引发“科学派”与“玄学派”的激烈辩论，众多的学者参与了讨论。在西方，1959年5月，英国物理学家、文学家斯诺在剑桥作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认为科学家和文学家智力、经历、社会出身、收入相似，但是他们在知识、道德和心理气质上几乎完全不相通。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和数学家莱维特合著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指出后现代主义科学文化研究者批判科学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弄懂基本科学概念。1996年，美国纽约大学物理系教授索卡尔的“诈文”事件引发了科学家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论战，主要有科学是否可能、科学何以可能、科学能否是文化中心等问题。
科学与人文之间宛若有一条深深的鸿沟，存在于学科之间、社会内部和人们心灵的深处。然而，主—客二元论并不是认识世界、表述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唯一途径，很多人都知道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是一个人得以自由飞翔的两只翅膀，研究者们也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论点，力求弥合或跨越这条鸿沟。比如，维柯的诗性智慧、寓“共相”于“殊相”的具体性；海德格尔“个体就是世界的存在”的思想，对物之物性和“融合的自然”的分析；阿多诺认为，事实上精神和物质这两极都暗含了对立的一极，它们是互为中介的；拉康·雅克提出“主体间性”的概念；等等。他们从众多领域和不同视角力求软化、弥合、跨越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这条鸿沟，但从效果来看并不理想。
人类聚居的历史就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历史
科学是一个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上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现代科学的概念源于西方，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一词。在西方“科学”这个概念诞生之前，是否存在科学和科学共同体？答案是肯定的。
对于华夏民族人类聚居中系统化和公式化的知识而言，莫过于《周礼·考工记》。在传统中国，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的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被统称为“匠人”。在《周礼·考工记》中，“匠人建国”描述了周朝以水平地、置臬测景来确定新建城市的标高、方位、太阳高度角等科学方法。在“匠人营国”中，则涉及城市规划的方法和制度等。《周礼·考工记》的理念、制度和方法，并不是唯一的，《管子·乘马》提出了不同的城市规划、建设范式：“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乘马》并不是与《周礼·考工记》对立的理论和方法，纵观《管子》可知，《管子·乘马》中提出的城市规划范式，兼有皇权至上、“天子中而处”、弘扬礼法的建设理念，两种理论和方法在城市建设哲学理念方面具有同源性，表现为华夏民族特有的统一性和同一性。
当我们更加深入地考察华夏民族的聚居历史，可以看到人类活动场所的营造过程隐藏着极为独特的精神要素，是古代中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典范。华夏早期的伏羲、神农时代，是人类聚居的起始时期，《易》是能够指导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科学著作，也是人类早期可用于卜筑的哲学著作，《易》所蕴含的“易道”，是华夏民族人类聚居初期的形而上学的范式。《易》讲道、法、器，它将宇宙分为三个层次，人类早期聚居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法象于天、取材于地的创造过程，是一个不断成器于思、用器于体的过程。人类这种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对器的创造上，表现在对人类活动场所的营造上，包含着华夏早期先民对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合规律性的判断，包含着早期人类聚居中对建筑和环境的塑造——这就是人类早期聚居的科学意义。
相比于其他自然科学，作为“营造人类活动的场所”的人类聚居有着悠久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聚居变化的过程。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有着对习以为常的事物视而不见的“传统”。道萨迪亚斯将人们习以为常的聚居过程采用“人类聚居学”的概念凸显出来，将人们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事物归纳为一种明确的科学概念。从科学概念的提取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是一个长短不一的时间过程。从道萨迪亚斯提出“人类聚居学”的概念，到联合国大会上科学共同体的认可，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直至今天，人们只是依照自己熟悉的学科领域来研究人类聚居过程和聚居环境，人类聚居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人居科学融现代科学与人文文化为一体
人类聚居及人类活动场所的建设，是在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中逐步形成的，是人类改善生存条件、进行社会组织的重要步骤，是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走向独立的助推器，同样也是人类思维形成、建立独特价值观的重要基础。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脉络，不同地域的不同生存环境和建筑技术，形成了“文采斐然”的建筑色彩、建筑样式和各不相同的聚居形态，构成了华夏民族人居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人类聚居及活动场所的营造具有科学技术体系应有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特征。
人居科学作为营造人类聚居及活动场所的学科体系，具有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独特的研究领域，其规划、建设、研究的范畴，包含了建筑、街道、广场、园林、城市与乡村，以及大范围的城乡连绵地区。人居科学是研究人类聚居活动及客观规律的知识系统、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是融现代科学与人文文化为一体的开放的学术体系。
人居科学有着深邃的内涵。1.人类聚居及活动场所的营造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过程，是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经济条件、地域特征和社会价值的综合，是人类社会最具创造力、最为辉煌的成就。2.人类社会正是通过聚居及活动场所的营造，促成人类聚居活动的有序性和延续性，促成人与社会的紧密关联、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联，形成广泛而深远的人文意义。3.人类聚居及活动场所营造的辉煌成就和广泛而深远的人文意义，建立在地域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与客观的自然规律紧密结合，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紧密结合，是自然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居科学不是纯社会科学，而是人—社会系统的综合表现；人居科学涵盖工程技术许多领域，是工程技术成果的展示；人居科学不是生命科学，而是人的生命系统超越自身生命的结果，使人类居住区有着自己的生命体征、节律和遗传密码。
今天，信息化网络的广泛使用，已成为科学研究、知识积累以及个人工作、社会生活等无所不包的社会共同基础。城市与村镇作为人类聚居和社会活动的场所，其性质、功能和内涵正在改变，人类聚居的定义正在改写，人居科学必须以全新的认知方式和学术理念来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人居的设计者、建设者、使用者等均是营造人类活动场所的利益相关者，均可以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益，使用者将不再处于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个体化的定制时代已经来临，人居科学是设计者、建设者、使用者等共同表达新愿望、共同达成从理论到方法的一致、共同产生新知识的过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学科间的融合，不同层次间的整合，使人居科学成为多个知识集群、学科集群所构成的开放的新型科学体系。
（作者单位：南阳理工学院建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