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的巨大成就被普遍认为源于其独特的“新方法”。近代以来，培根最早高呼“知识就是力量”，称科学的目的在于“征服自然和命运”。笛卡尔同样主张依靠正确的方法，成为“支配自然的主人翁”，从而“为哲学争取最大荣誉并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益处”。被称为近代哲学与科学鼻祖的笛卡尔，依据数学创造出一整套科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科学规划，并声称依据他的方法，“人类可以获得一切好的东西”。笛卡尔可以说是最开始完成科学方法论奠基的哲学家，他的方法论是在对以往人文知识传统批判否定的基础上提出的，拒斥了几乎一切以往关乎道德的学问。为避免自己的言论过于惊世骇俗，他还设定了一套临时道德标准，以保证其研究的顺利进展。在这之中，展现出了科学与道德之间巨大的冲突和张力。
对人文知识的批判与否定
笛卡尔塑造和提出他的方法，是从批判和否定以往知识传统开始的，即“普遍怀疑”。在《谈谈方法》的第一章，他详细审视了以往所有的知识。他发现，当他完成学业时，“陷入了疑惑和谬误的重重包围之中”，觉得世界上根本没有一种学说真正可靠。他认为，学术研究应以获得“所有对于人生有用的清晰和确定的知识”为目的，然后根据“有用”和“清晰确定”这两个标准对已有的学问进行了全面审查。
笛卡尔认为，若是以史书为榜样必然会陷入浮夸和不切实际。即这些学问尽管看似有用，实则经不起推敲，都是不甚确定的。按照“有用”和“清晰确定”的标准审查下来，古代以来的所有知识都不可信，都十分可疑。唯一剩下的是他最看重的数学，他认为数学“确切明了”，基础十分坚固，是最为确切的知识。因此，在数学的基础上，他将整个自然界还原为一种关于“度量和次序”的学问，以此主张将数学的确定性推及一切科学领域，逐步推进将世界图景数学化、机械化的进程。以数学的清晰明确为标准，笛卡尔提出了他著名的科学方法准则：“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轻率的判断和先入之见，除了清楚分明地呈现在我心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以外，不要多放一点别的东西到我的判断里。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笛卡尔认为，以他这四条原则可以探查到一切领域的真理，可以获得一切对人类有益的知识。笛卡尔的方法论可以说已经相当完备和具有可操作性，基本蕴含了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要素，特别是较为系统地展现出了还原论的思路。
然而，笛卡尔科学方法的建立是在否定以往所有知识的前提下进行的，依据他的“有用”和“清晰确定”的标准，关乎风俗、美德等的人文知识便不符合这些要求。在笛卡尔看来，科学的首要特征是“真”，即确定性，而关乎道德的东西美则美矣，却华而不实，如“建筑在泥沙之上”，既不清晰又不确定。因此，他的方法论提出的前提，便是将以往这些所有不确定的、“假的”东西加以摒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抛弃了整个古代哲学和知识传统，将价值、道德都排除在科学方法论之外。
难以回避的世俗道德
然而，想将以往的旧道德完全抛却是不可能的。笛卡尔也感觉到自己的方法过于彻底和激进，因此，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想要拆除旧的建筑时，需要先给自己找一个暂时的安身之所，以确保自己能十分幸运地活着，继续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因此，他为自己设计了几条临时性的道德规范，暂时遵守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以此缓和自己与世俗社会间的巨大冲突，保证自己科学计划的顺利实施。
第一条道德规范是，“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俗，笃守我靠神保佑从小就领受的宗教，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以周围最明智的人为榜样，遵奉他们在实践上一致接受的那些最合乎中道、最不走极端的意见，来约束自己”。紧接着笛卡尔补充到，“我虽然为了重新审查自己的全部意见，从那时起把它们一律当成一文不值，却深信最好还是遵从最明智的人的看法”。从笛卡尔的修辞和语气中我们发现，他对这些风俗、道德、宗教是极其不屑的，然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量，为了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留出更多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姑且还是安心遵守，这样才是“明智”的。
第二条道德规范是，“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想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很明显，笛卡尔发现了形形色色的意见对自己的干扰，为了不至于迷失在各种意见之中，他选择坚信自己的选择，哪怕自己的选择并非最佳，但是坚持下去总比踌躇不前好，正如他所说的森林中迷路时朝着一个方向走好过四处乱撞。因此，笛卡尔以这条原则告诫自己，坚持自己的选择，不能被外界意见过分左右。
第三条道德规范是，“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笛卡尔只求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科学研究，而绝不多管外面政治等闲事，而给自己惹麻烦，因为他坚信“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之外，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完全由我们自己做主”。
依靠上述三条临时道德准则，笛卡尔给自己的安全保了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笛卡尔这位科学家带有一种极其高傲的谦逊，明明对世间的风俗道德等不屑一顾，却表现得十分保守谨慎，处处按照其规定做事。在他眼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宏伟的科学计划的顺利进行，他最看重的是探寻科学中真理的快乐。在他那里，道德不再崇高和值得赞美，已经沦为一种伪装和工具。或许，在很多科学家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套真理标准，而世俗道德很有可能并不在自己的真理清单之列。然而，正因为自己的高明，才不与世俗之人过分计较和较真，而是处处顺从。在笛卡尔那里，道德已不再代表人类尊严具有崇高地位，而仅仅是一种顺乎时宜的掩护。
冲突与弥合
笛卡尔作为近代科学的鼻祖，在他的方法论中体现出的科学与道德、人文的冲突和张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更能促进对当下科学发展的反思。笛卡尔对人文学科的解读和轻视，至今看来，在一些自然科学家、“理科生”那里仍然存在。然而，这并非是由于他们读过笛卡尔的著作，接受了他的观点，而是这种认识隐藏在他们所受的科学训练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身遵循自己的逻辑，认同自己的真理标准。而其本身的方法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价值和道德，否则其确定性和真理性很难得以保证。另一方面，科学是人类的科学，在人类社会中发展，科学家除了是科学人，也是社会人、道德人和政治人。因此，科学无法同道德社会完全脱离。当前，我们也可以觉察到两者之间微妙的张力，社会也会以立法、舆论等手段对科学加以干预。
从另一个视角看，科学方法论归根结底是人类理性的方法论，《谈谈方法》的全称即是《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里寻求真理的方法》，以古希腊哲学的立场来看，科学对应的是人类灵魂中理性的这一部分，是一项理性的事业，但灵魂还具有更丰富的激情、欲望、情感等非理性成分。而人类学问中的人文部分关注的是整全意义上的人，其中绝大部分都在探究人类灵魂自身的奥秘。在这层含义上，科学与人文、道德之间的对立，恰恰体现着人类灵魂内部理性与非理性部分的分裂与张力：理性试图全面地把握和操纵灵魂，却又不时地受到非理性部分的冲击与影响。而这一冲突与弥合，需要更深层次的哲学探索。
从笛卡尔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在科学自身的视角下，道德似乎并不具有神圣的真理价值，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外在的束缚与压力。在科学内部的认知领域内，道德似乎具有很弱的地位和价值。如何真正地弥合科学与道德，使两者真正地互通交流，将美德和价值的关怀融入科学之中，而非仅仅是互相妥协迁就，这正是现代科学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