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圆圆 杨玲:情绪在决策中存在重要作用
2019年01月24日 08:3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月24日第1623期 作者:何圆圆 杨玲

  近几十年来,情感科学的一场革命出现了,它在决策领域中引发了从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情绪在决策中存在重要作用的巨大转变。决策可以被视为一种通道,通过这种通道,情绪引导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尝试避免消极情绪(如内疚、后悔等)和增加积极情绪(如骄傲、快乐等)。不过,决策有时还会成为增加负面情绪和减少积极情绪的通道,这种通道往往同心理障碍、精神疾病有关。无论决策是否具有适应性,一旦决策结果成为现实,主体通常就会感受到新的情绪。研究表明,情绪是一种强有力的、普遍的、有时是有害有时是有利的决策驱动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情绪和决策是齐头并进的。

  情绪助于决策

  许多学者将情绪概念化为信息系统,即通过提供与他者有关的动机和倾向的信息,帮助人们驾驭和协调彼此之间的社会互动,从而创造和维持健康与富有成效的社会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情绪是社会性的,对其适应性效用的完整解释需要了解它们对互动伙伴的相互影响。比如,有时人们会单纯地给予他者帮助,而不期望获得收益,并从给予帮助的过程中获得幸福感。

  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Robert H. Frank)认为,情绪的交际功能在帮助人们解决由混合动机引发的合作问题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主体是否决定同他者建立合作或竞争关系策略,取决于主体对他者意图的感知与信念,而这些信息通常从他者的情绪中推断而来。这种方法在混合动机情境的研究中尤为明显(如合作谈判)。相关研究人员的结论是,情绪在人际决策中至少有三个作用:1.帮助主体理解彼此的情感、信念和意图;2.激励或强加他者行为的成本;3.唤起他者的互补、互惠或共享情绪。

  相关研究发现,主体似乎会通过他者的情感表现推断他者的评价以及心理状态。如表达愤怒有时会促使谈判合作伙伴做出让步,并提出更多的合作策略,这是因为愤怒意味着主体对合作策略调整的渴望。而沟通感恩有时会引起他者的慷慨行为。不相关的哀求情绪(如失望、担忧等)与类似的缓和情绪(如内疚、遗憾等)相比,前者通常会引起合作谈判者更多的让步。与愤怒相比,失望也会引发更多的合作,如在“金钱博弈游戏”中,两个参与者同时决定对另一个参与者给予多少钱或为自己保留多少钱。该程序在14个trials中重复进行,随着给予的金钱加倍,参与者在认识到互惠措施失败之后,表现出失望的情绪能够促进更大的合作,而表达出愤怒的情绪则会使得冲突升级。

  当决策者试图将与合作伙伴的情感交流作为决策信息的来源时,虽然情绪可以通过传达关于情绪者意图的信息影响他者的行为,但是他者也可以根据其在情境情绪中唤起的相应或互补的情绪状态改变决策和行为,而增加影响他者决策的情绪交流则提高了情绪表达的可能性。虽然,有些研究表明,高情商主体应该能够更好引出合作伙伴中所需要的情绪,因此,在与合作伙伴决策中,主体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这些技能来实现预期的结果;但是,这样的重复研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尽管这些情感策略可以促成更大让步,但是因为主体的要求增加、信任度降低而被认为是虚假情绪流露(即刻意营造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故意进行情绪表达的合作关系成功与否,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学研究的某个方向。

  情绪影响决策

  除了由于判断或决策引发的情绪(决策诱发的情绪),决策前情绪也会影响决策,而这种决策前情绪的影响可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比如,对风险决策的潜在结果感到焦虑的主体,可能会采用可能更安全而非可能利益更大的决策。如有些人可能会害怕坐飞机并决定驾车前往目的地,即使他们知道驾车发生事故并导致死亡的概率远高于飞行相同里程数的死亡概率,但还是会坚持驾车前往目的地。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首先阅读可以诱发积极或消极情绪的报纸故事,然后估计各种潜在死因(如心脏病等)的死亡频率。同阅读积极故事的参与者相比,阅读消极报道的参与者对死亡率提出了悲观估计。并且,情绪对判断的影响并不取决于故事内容与后续判断内容之间的相似性,而情绪本身通常会影响所有决策。

  同样,美国心理学家诺伯特(Schwarz Norbert)及其同事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环境、天气会影响人们自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这一系列的探讨为研究宏观现象(如天气、大型体育赛事结果等)和个人行为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根据他们的研究,人们发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有更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经济学家发现,某一天的日照量与26个国家的股市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以及当一个国家的足球队在世界杯中被淘汰时,当日的股市收益率很大概率会下降。

  不同情绪存在不同影响

  情绪—决策的评价倾向框架理论(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ATF)预测,一旦某种情绪被激活,情绪可以触发相应的认知倾向,以根据触发情绪的中心评估维度评估未来事件。而一项研究质疑这种基于效价的决策观点,积极情绪的主体通常会做出积极的判断,消极情绪的主体通常会做出消极的判断,但是,不同的消极情绪(如悲伤和愤怒)都具有负性效价,但对决策判断有不同影响。恐惧性格的主体对未来事件通常做出悲观的判断(与ATF预测一致),但是,愤怒性格的人们对未来事件通常持乐观态度。

  愤怒在确定性、控制性和他人责任感维度上得分很高,而在愉悦程度上则很低。这些特征表明,愤怒的主体会将负面事件视为可预测的、由其他者引起并在他者控制之中。相反,恐惧涉及低确定性和低控制感,这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测和由情境决定的负面事件的感知。评估倾向的这些差异与风险认知特别相关:恐惧的人往往会看到更大的风险,而愤怒的人往往会看到更小的风险。在一项对行动倾向的调查中,荷兰心理学家弗里达(Nico H. Frijda)及其同事于1989年发现,愤怒与通过打架、伤害或征服等方式来改变局势或对抗另一个人或障碍的愿望有关。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战斗的准备不仅在经验上而且在生理上都体现出来。例如,愤怒与接近动机的神经激活特征相关,有时伴随着外周生理学的变化,这可能使人们准备战斗,例如手部的血流量增加。

  骄傲和惊讶的评估维度的差异表明对责任归因的不同影响。具体而言,骄傲在他人责任感维度上的得分低于惊讶,而惊讶在确定性上得分低。这些差异表明,骄傲会产生一种评价倾向,即将有利事件归因于自己的努力;而惊讶则会产生一种评价倾向,即将有利事件视为不可预测且不受自己控制。这些差异可能与归因判断有关, 骄傲增加了关于自己对积极事件的责任的看法,并且惊讶增加了关于他者对积极事件的责任的看法,即使判断与骄傲或惊讶的来源无关。

  许多研究表明,积极情绪状态的主体更多受到启发式线索的影响,消极情绪状态的主体则反之。如果情绪在需要额外注意的情况下通过发出信号而起到适应性作用,那么消极情绪发出的通常是威胁信号,从而增加主体的警惕性;积极情绪发出的通常是安全的环境信号,并且主体能够对更多的启发式线索进行处理。

  不论是决策中产生的情绪还是决策前情绪,情绪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创造力以及经济与政治决策存在各种影响。美国管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A. Simon)于1987年提出,情绪和决策共同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情绪—决策应是21世纪的一个重要命题。虽然情绪—决策理论刚刚起步,但是这一新兴领域正在散发蓬勃的生命力,吸引着我们不断丰富和完善它。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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