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的重大科学技术发展中，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其他技术的一般母体，向许多技术领域渗透并使之向智能化方向发展，这使得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前所未有地成为全人类关注的焦点。
人们从AlphaGo击败围棋高手的胜利中，看到了机器智能的过人之处；从无人驾驶汽车、无人快递、无人零售超市、无桩共享单车乃至无人工厂等新生事物中，预感到人类即将面临爆发式失业的压力；从量子技术、纳米技术、微电子技术、基因工程以及合成生物等技术与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中，激发出“硅心”智能体将有可能统治人类的想象，由此产生了对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当代技术融合发展的担忧和恐惧。这种人工智能威胁论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出台大力助推人工智能的政策，以及商业界前赴后继地注入发展人工智能的投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埃隆·马斯克预言，人工智能是人类文明最大的威胁；史蒂芬·霍金警告说，人工智能可能致使人类文明的终结；《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智能机器的普及必然会导致产生一个“无用”阶级……诸如此类的人工智能威胁论抢占了许多媒体的头条，也成为对此感兴趣的人文社会领域学者们热议的话题。然而，《失控》作者凯文·凯利认为，人工智能威胁论蕴含着五个假设：（1）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超越人类，而且正在以指数级速度发展；（2）我们可以开发出像自己一样的通用人工智能；（3）我们可以把人类的智能集成在硅片上；（4）智能可以无限强化；（5）一旦开发出超级智能，它就能够为我们解决多数问题。凯文·凯利从如何理解人类智能出发，论证了这五个假设似是而非、都没有受到证据的支持，无异于宗教信仰。本文则试图从另一个视角，立足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本质，来揭示此类威胁论存在的认知误区。
历史地看，人类在把自己与所处环境区别开来前，通常将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赋予人性化的特征，如出现图腾崇拜、发明祈祷仪式、形成宗教信仰等。因此，第一次“人成之为人”的过程，首先是从自然界中“删除人”。自然界成为“被删除了人”的场所，人的范畴则以被删除的形式应用于自然界，从而形成了与人无关的事物，以及与人无关的过程等范畴。即，人懂得了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因此，人与自然界分离开来最原初的方式，不是改变信念，而是改变范畴。这种改变也使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成为一种对象性关系。
达尔文进化论告诉我们，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动物在自然界中都遵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人类为了生存，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就需要联合起来，通过劳动分工，进行相互协作，以形成强大的合力，来抗击觅食过程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危险。人类联合的力量是伟大的，不仅在联合的过程中具备了种植农作物、圈养家畜等技术，还创造了管理群体生活的规章制度、风俗习惯、人情礼仪、社会文化等，并由此开启了人类文明向着去自然化方向演进的大门。
“文明”是人类卓越智慧的产物，是人类联合起来反“自然选择”的结果。联合的形式不同，文明的形态就不同。然而，文明形态的更替，并不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而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并且，这种改造也不是细枝末节的调整，而是全方位、格式塔式的重塑。这种重塑的力量主要来自于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变革。技术变革通常先在生产领域发挥效用，进而成为社会变革的导火索。从技术变革到大规模发挥效用的社会变革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并且，人们在面对通用的技术变革时，越恪守传统，这个时间差就越大，社会变革就越艰难。这就解释了人性中的一个悖论：科学技术越发达，人们的选择越多样，反而会越感到危机。这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对掌握控制权的向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威胁论正是技术变革超前于社会变革和思维变革的结果。其认知误区在于，一方面，是人们没有看到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固有的时间差；另一方面，是人们把人工智能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看成是无法避免的灾难，而不是概念工具箱匮乏、思维方式固化和制度安排落后的产物，因而拒斥在运用旧范畴体系时无法理解和赋予意义的新生事物，并对不确定的未来充满恐惧，做出消极评估。
事实上，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诞生了农业文明中不曾有过的许多新行业，比如，机械制造业、航海业、铁路运输业等。工业文明不是抛弃土地生产，而是以机械化与自动化的形式改变了土地耕耘方式，并以新的联合方式变革了农业文明时代的制度安排，形成了新的概念框架和新的经济、文化、法律等制度体系。同样，从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的转型，也诞生了工业文明时代所没有的一系列新行业，比如，网络通信、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信息文明也没有摒弃土地和工厂，而是以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式变革工业生产方式，并再次变革农业生产方式。但是社会变革至今依然处于进行之中，远没有完成。
威胁论者对智能文明的崛起会使人类变成“无用”阶级的担忧，是延续了陈旧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是用传统范畴体系解读全新技术变革之缘故。这种恐惧在认知上的根源在于，依据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以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标准来理解和衡量“有用”这个概念。实际上，人的用处是多方面的，比如，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物质效益、社会效益等的人，是有用之人；而能够提升自我修养、开发个人兴趣、懂得在活动中享受快乐、塑造幸福感的人，也是有用之人。在智能化的社会里，“有用”不再指获得利益，而是指获得意义。因此，智能革命有望为人类创造“人成之为人”的第二次机会。然而，与第一次“人成之为人”是人类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相反，这一次“人成之为人”的机会则是需要人类重新回归自然、尊重自然，改变在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索取和掠夺自然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以及以追求物质和经济为核心的范畴体系，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重新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当前科学技术领域以及很多生活场景中，我们已经在逐步迈入信息文明时代，但在概念框架、制度安排、教育设置、社会结构等领域，我们依然处于工业文明时代。因此，在智能化社会里，人类受到的威胁可能并不是来自智能机器，反而是来自人类自身。我们现有的联合方式，是围绕解决经济问题及其相关劳动而设置的，一旦经济问题得以解决、以劳动为核心的社会体系被摧毁，人类将会变得无所适从，反而变成自己的敌人。所以，如果说，解决经济的压力是人类在工业文明中面对的大挑战，那么，塑造以休闲为核心的社会并具备休闲能力，则是人类在信息文明中面临的又一次大挑战。
人们对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终结的担心，也是陷入了同样的认知误区。退一步讲，即使通用人工智能真的能够研制成功，那么，在那一天到来之时，人类也会在自觉反思“人成之为人”的过程中，发展出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有效体系。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