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有三个人堪称“记忆研究的三剑客”，分别是德国生物学家理查德·萨门（Richard Semo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家艾瑞克·凯德尔（Eric Kandel）教授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约翰·欧基夫（John O’Keefe）。根据他们的人生与思想，我们给予每个人一个称号：悲情剑客萨门、天涯剑客凯德尔和学院剑客欧基夫。“三剑客”身上散发出一种混合哲学与科学的精神气质，引发了我们的好奇。萨门之所以被称为悲情剑客，主要是源于他的悲剧人生。

　　身怀科学抱负但最终未实现

　　1859年，德国诞生了两位影响人类思想的学者：胡塞尔和理查德·萨门。萨门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有钱人家，从小体弱多病，后来师从著名的生物学家海克尔学习。

　　萨门是一个身怀抱负的科学家。受导师影响，他希望在生物学领域内有所作为。他关注的是生物遗传过程中遗传与记忆的关系问题，即如何解释遗传物质的重复现象？他试图从记忆角度去解释遗传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到澳大利亚游历两年（1891—1893），回国后写了《记忆》（1904）和《记忆心理学》（1908）两部著作。但是，他的科学抱负最终没有实现。在他59岁时，饮弹自杀。

　　萨门自杀有三重原因：学术受冷、中年丧妻和理想破灭。第一个原因是学术受冷。他所处的时代是达尔文进化论风靡一时的时期，导师海克尔更是进化论的支持者。受其影响，他也希望在生物学界产生影响，但是这也成为其人生悲剧的源头，他作品发表后恰恰受到很多支持达尔文思想的人的批判。在学术上持续被冷落，使得他开始怀疑自身。导致他自杀的第二个原因是妻子病故。萨门和妻子感情很好，但是他的妻子最后死于疾病，这彻底摧毁了他生活的支柱。第三个原因是政治理想的破灭。他是一个普鲁士主义者，坚信德国崛起的理想。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他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在这三个事件的打击下，他于1918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试图从记忆角度解释遗传现象

　　萨门求学时深受海克尔的影响。海克尔在哲学上是一个整体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从整体的、统一的原则解释自然现象。萨门也开始追求这样一种方式。他关心的问题是遗传学，尤其是生物各代之间遗传的同一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没有采取达尔文式的经验观察方法，而是采用带有极浓厚的思辨和实验方法。他找到了“记忆”这样一个原则。在他看来，这一原则能够解释自然物种之间的遗传同一问题。在后来出版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痕迹（engram），其定义是“由刺激物产生的存在于应急物质中的持久的然而是原初潜在的变更”。另一个概念是唤起（ecphory），其定义是“将记忆痕迹或者印痕从潜在状态中唤醒进入到明显活动的影响”。这两个概念成为他解释所有自然现象的出发点，也成为后来记忆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萨门的著作受到同时代的生物学家的极大批判。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学术共同体范式的不可通约造成的。在19世纪末，达尔文进化论成为生物学领域的标准范式，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淘汰成为生物进化的主要机制。而萨门所提出的通过记忆原则解释自然现象，无疑从两个方面向达尔文范式提出挑战：一方面是用记忆这样一个思辨的、无法被经验证实的原则来解释自然现象；另一方面是强调了不同生物代际之间的遗传同一性。此外，除了挑战权威当红范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同一原则的寻求更是对当时实证精神的一种宣战。如胡塞尔所言，整个时代都是为实证科学精神造就的具有实证精神的人。所以，当他的思想与当红的进化论范式和实证精神产生碰撞，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同时代的不理解，他的理论沉睡了近半个世纪。但是在生物学领域受冷并不等于其他领域的无视。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把他称作阐明遗传与记忆之间关系的第一人。受其影响，马赫总结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大脑与意识之间的关联。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其记忆痕迹（engram）观念的影响下，提出了记忆因果性（mnemic causation）的范畴。罗素在1921年出版的《心的分析》“心理和物理的因果律”、“记忆”等篇目中有明显的说明。只是罗素显得有些不地道，并没有明确提到萨门的影响。1978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卡特发现并挖掘了他的思想，对心理学影响甚大。1987年，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家利根川开始使用“记忆印痕细胞”的概念。他在题为“记忆痕迹细胞迎来了自己的时代”的报告中指出，记忆存储在大脑的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是直到20世纪这个观念才被科学化，而这个过程得益于萨门的“记忆痕迹理论”（engram theory）、赫伯的“突触可塑性理论”（synaptic plasticity theory）。在这些概念的指导下，他的团队开展了诸多研究，借助光遗传学技术（Optogenetics），在2012—2016年间取得诸多成果。2016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蒲慕明院士发表的《什么是记忆？痕迹的当前状况》一文，再次肯定了萨门在今天神经科学中的奠基性作用。

　　现代痕迹论影响当前记忆研究

　　从个人角度看，萨门是不幸的。但是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看，萨门又是幸运的。100多年来，他的著作影响了哲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以及神经科学家，尤其是得到了当代神经科学家的重新肯定。对于哲学而言，让我们多了一个角度思考记忆问题。

　　对于理解记忆而言，他提出了现代痕迹论，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在古代哲学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印章比喻”是古代痕迹论的哲学源头。这种理论影响到中世纪、近代甚至当代哲学。但是在神经科学发展的今天，古代痕迹论缺乏解释力，需要新的痕迹理论及其哲学反思。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尔在《记忆、历史与遗忘》中特别分析了神经科学中的“记忆痕迹”概念。他敏锐地抓住了神经科学最为依赖的“印痕”概念，然后加以批判。当谈到记忆痕迹的时候，他作出了三重区分：书写痕迹、心理痕迹和脑部痕迹。他已经开始从现象学角度反思神经科学中记忆痕迹概念及其意义。他的分析非常精准，抓住了神经科学的贡献所在。当然他的有些概念用法还是不甚准确，比如“脑部印痕”。事实上，今天的神经科学家主要是使用“记忆印痕细胞”概念，而很少使用“脑部印痕”这样粗犷的概念。

　　所以，如果哲学要在当代记忆研究中出场，必须对萨门及其记忆痕迹理论加以重视，这是进入记忆研究的钥匙，也是我们完善记忆观念史的必要环节。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回到记忆现象本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图像技术进步的体验构成问题研究” （14BZX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