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维度下的科技史研究
2017年01月20日 08: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月20日第1135期 作者:邱龙虎 黄世瑞

  自萨顿在美国哈佛大学首创科技史学科算起,百年来科技史经历了若干次研究范式的转型,从萨顿的综合科技史架构科学与人文桥梁的努力,到柯瓦雷思想史范式的兴起,再到默顿社会史范式的领衔,以及国别科技史、区域科技史、民族科技史、专门科学史、交叉学科史如科技考古等,丰富了科技史学科研究内容,解决了诸多学术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也越来越成为国内外诸多高校通识教育的必设课程。

  我国的科技史事业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胡适、李书华、钱临照等学者的研究,但真正全面开展则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工作是搜集、整理、研究、总结我国古代的科学文化遗产,研究方法上以考证为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西方学术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等传入我国,促进了我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出现了诸多喜人的成果。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史研究呈现新的态势,研究范围上,近现代科技史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尤其年轻学者关于近现代中外科技交流、科学教育、科研机构及学会、科技人物等研究;研究方法上,人类学等学科方法的借用丰富了研究手段,成为重要的学科增长点。

  以人类生存和发展为逻辑起点

  所谓生态科技史,是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对科技史的重新梳理,更是科技史研究范式的创新,旨在以生态科技的历史图景为主线,考察人类生产生活等创造性活动与自然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揭示人类的改造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以及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从整体上探索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协同演进过程。生态科技史涵盖了生态技术史、生态科学思想史、生态技术思想史、生态技术伦理史、生态科技政策史、生态科技文化史、民族生态技术史等,涉及诸多学科交叉领域。从这个意义上看,生态科技史是科技史学科内涵和外延的一次扩张。人类天然持有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而生态科技的使用宗旨是为了人类更好地利用自然以追求更大程度的自由与幸福,这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纳入思考的场域,或多或少具有生态中心主义或者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但这并非意味着生态科技史以生态为价值中心,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相互对话的历史图景,还是以人类生存和发展为逻辑起点的。

  以生态技术史为例

  生态技术因人类反思技术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而诞生,并成为未来技术发展的新方向。通常情况下,节约自然资源、减少乃至避免环境破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技术均可视为生态技术。生态技术的自觉或不自觉应用早存在于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这在农林牧副渔中富有体现,如岭南传统农业中盛名的果基鱼塘、桑基鱼塘。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东江、西江、北江汇合冲积而成,地势低洼,加上该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雨量充沛,因此常年遭受洪涝灾害,威胁生产生活。当地百姓因地制宜,把一些低洼的地方深挖成塘,用来养鱼,同时将泥土堆砌在鱼塘四周成塘基,减轻水患。塘与堤之间种植烟草等植物,堤上种植果树,形成果基鱼塘。后来对外贸易中丝织品需求增多,使得种桑饲蚕的利润远超过种植水果的经济效益,导致众多地方改种桑树,形成桑基鱼塘。《南海县志》记载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的集中地桑园围的形成历史过程。继北宋徽宗年间始筑东、西堤,四年后再筑吉赞横基,分为沙头中塘围、龙江河澎围、桑园围、甘竹鸡分围。到了明、清年间又相继筑保安围等十四条小围。民国初期顺德县龙江段才加高并联成围,1924年增建歌、龙江、狮颔口三座水闸后,成为一条较完整的园围。桑园围全长68.85公里,围内面积133.75平方公里,捍卫良田1500公顷。细究桑基鱼塘的生态技术,通过蚕沙喂鱼、塘泥肥桑,达到了种桑饲蚕及养鱼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桑、蚕、鱼、泥互相依存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水涝之苦,营造出理想的生态环境,减少了环境污染,达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2005年浙江省青天县因为历史悠久的稻鱼共生生态农业模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首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这表明我国传统的生态农业技术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其实,早在1911年美国农业部土地管理局局长King就在《四千年的农民》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农业经久不衰的原因在于中国农民勤劳节俭与智慧并存,擅长利用时间和空间提高土地利用率,并且以人畜粪便、废弃物、池塘淤泥等还田保持地力常壮。除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外,《齐民要术》等著作还记载了先民的“绿豆、小豆美田法”,利用豆科植物的生物固氮功能增加土地肥力。先民们还充分利用生物之间的寄生、竞争、捕食、共生等关系,通过除杂草、合理密度种植、轮作复种、间作套种、维持生物多样性、生物治虫等提高农业产量。

  生态学意义上的伦理价值观

  在这些生态技术之中寄寓着生态学意义的技术理念、伦理价值观。就上述生态农业技术而言,其指导理念是“天时、地利、人力”三才论。荀子有言“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即指尊重自然规律,做到时节气候、土壤地利状况、人力耕作管理的有机结合,就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可持续发展。这种理念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思想赋予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为人的境界追求指明了方向。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世界人口的1/6生活在严重污染的城镇,生活在清洁环境中的城镇人口不足20%。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尤为突出,除了工业“三废”造成环境的巨大破坏,农业污染源也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如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禽畜粪便不加处理,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农膜塑料污染凸现,作物秸秆焚烧污染等,成为当前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而解决此类问题,我国传统社会不乏可借鉴的办法与理念。这些均为科技史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从历史典籍、现存遗迹中寻找现代社会发展遭遇问题的答案,总结历史上各地区城乡发展的生态科学技术,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效结合,是科技史工作者不能缺位的社会担当。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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