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高校学习研究的本土化发展
2019年12月05日 09: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5日第1830期 作者:吕林海

  【核心提示】构建中国一流本科教育,理应把提升大学生的学习质量、构建一流的大学生学习质量放在中心位置。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学习理论”,关键在于尽快展开“高校学习研究的本土化”,其要义在于,超越过往学习研究的西方化框架和路径,探寻中国学习者学习的独特规律,以构建真正具有“中国效度”的本科教学体系。

  构建中国一流本科教育,理应把提升大学生的学习质量、构建一流的大学生学习质量放在中心位置。正是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有关大学生学习的相关研究吸引了中国广大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的目光。但是,对于中国高教学者来说,高校学习研究总体上还是一个新课题、新方向、新领域。这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不长的大众化进程,使得“高校学习研究”仅仅在近十年才走入中国高教学者的眼界之中。在为这十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点赞的同时,我们应当思考,未来的研究之路该如何前行?如何找到对中国大学生学习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学习理论”?笔者认为,破解上述追问的关键在于尽快展开“高校学习研究的本土化”研究,其要义在于,超越过往学习研究的西方化框架和路径,探寻中国学习者学习的独特规律,以构建真正具有“中国效度”的本科教学体系。

  源于高校教学实践的“效度”需求

  高校学习研究的目的是产生高校学生的学习理论,而产生理论的终极指向是为了解释教育实践、改进教育实践。高校学习研究以及相关的理论成果,最早在西方产生。比如,大学生学习参与理论的源头是美国学者拉尔夫·泰勒的学习时间理论,并由此逐渐延展,经由汀托、帕斯卡雷拉、库等学者的不断拓展,最终形成了以北美学者为主体所构建的庞大的学习参与理论群;大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则产生于欧洲,经过马顿的质性概念构建、比格斯的定量工具开发、拉姆斯登的影响因素剖析等,逐渐演生出以欧洲学者为主体的“深度学习”理论体系。上述理论传到中国后,引发了中国高教学者的关注、借鉴与应用。在已有大量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对过往研究和成果的“文化反思”颇为重要。“文化”指向一个群体的观念、价值和规范,因此,“文化反思”其实意味着高教学者对已有学习理论背后所隐藏的观念、价值和规范等“默会”信息进行重思和深思。

  最早展开这种“文化反思”的是一批欧洲学者,而驱动这些欧洲学者生成“文化好奇”的最大原因是“实践的困惑”。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顿、比格斯、韦伯斯特等大学学习研究学者在退休后被延聘至中国香港的著名学府,他们在港期间的教学经历给予他们的是直观且强烈的“理论不适”甚至是“理论冲突”。具体而言,他们发现,他们过往所构建的大学生学习理论,似乎对西方学生是有效的,但对中国学生甚至东亚学生却“失效”了。比如,积极的、热闹的、多话语交锋的西方课堂,被认为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与发展;但在东亚,安静的、沉默的、聆听的课堂,却并不妨碍学生走向学习成功。起初的“文化困惑”很快被这些敏锐的学者转化为“文化问题”,他们试图解析这些隐藏在中国学习者行为背后的“学习文化之谜”。由此,中国学生的背记特征、努力特征、动机特征等,都成为这些西方学者透视中国学生学习奥妙的视角与主题。

  然而,作为“文化他者”的西方学者,毕竟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局外人”,他们所生长和濡化的文化土壤造就了他们独特的价值体系、思想方式。因此,他们对于中国高校学生学习特质的解读,与现实中国大地所发生的教育实践,仍然存在着一层难以逾越的“文化隔膜”。也就是说,驱动“高校学生学习研究的本土化”工作的力量是“实践的效度”问题,这一工作尽管由西方学者率先展开,但并不彻底,也很难彻底,因为“文化浸润的限度”决定了西方学者终究走入不了中国学生的内心深处,他们终究只能看到“西方文化透镜下的变了形的中国学习景象”。

  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塑造出了具有中华文化血脉的中国学习者。这种中华文化血脉具有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奇所说的“历史灵性”,它不仅作为过去而活着,而且也作为现在而活着,更重要的是,过去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之中。每个中国人都是深具“中华文化历史灵性”的“文化承载者”,他们学习行为背后的深刻的“文化逻辑”,只能由作为“局内人”的中国人“炼制”出来、“萃取”出来。这是因为,只有中国学者才可能形成“文化通感”,才可能展开“文化移情”,才可能真正实现“高校学习研究的本土化”之愿景。

  推进高校学习研究本土化的举措

  一是尽快形成“本土意识”。其中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要涵养一种向内的本土化研究之自觉。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文化自觉”主张,对于迈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颇具启发意义。本土自觉本质上就是文化自觉,就是自觉地认同中国历史文化深处的力量,自觉地开展研究,最终自觉地弘扬和传播中国教育文化的智慧与魅力。第二,要形成一种向外的中西融合之自觉。“本土意识”不是守旧意识,不是仅仅向内看,而是一种“融入”的意识、“扬弃”的意识。我们借鉴和学习西方的“高校学习理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但“学习”并不是单纯复制,而是为了“辩证地扬弃”,是为了融“西方学术之优长”于“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中,并通过对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出更具时代生命力和文化活力的“中国高校学习理论”。

  二是加强“历史观照”。中华文化历史是人类思想的宝藏,其中蕴含的教育思想更是值得后人细细品读和深思。“历史观照”是一种“观”,以“心灵之眼”来展开“历史之观”“思想之观”和“文化之观”,最终是要达到对现实的“照亮”和“澄明”。“历史观照”的第一条路径是“回到历史”“走进历史”。“回到”之后的“走进”,是要“走入历史思想的深处”,是在对中华经典古籍的研读、比照和诠释中挖掘中华传统的“教育智慧”,并“以古鉴今”,开掘出历史思想在当代教育实践中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历史观照”的第二条路径是“以今思古”“鉴今返古”。今天发生在中国教育现场中的很多现象,都源于发生的主体是“中国人”,他们是延续了中华文化与文明的“传统人”。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说,现在发生的事都“在过去的掌心中”。很多西方人难以解释的中国学习现象(通常被称为“中国学习者悖论”),其实都需要回溯到中国的语言、价值、哲学等历史脉络和思想脉络的深处去挖掘和审视,并通过对“中华文化历史理性”之解读而获得真正理解。

  三是提炼“中国问题”。问题是驱动研究、生成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从某种意义上,生成了什么样的问题,就预示甚至决定了后续的理论样态。中国大学生学习的问题,既有与西方的相似性和共通性,但也有其差异性和独特性。举一例而言,相对于西方教育情境,中国的课堂“沉默”似乎是一种更加普遍的样态。然而,完全套用西方的理论去解决中国课堂的“沉默”问题,必定会产生理论的“不适”状态。这是因为,中国学生的“沉默”,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内涵特质,它富含着中华文化的“谨言慎行”“少说多做”等强烈的“伦理”基因,这必定对教学实践对策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正因如此,近年来,笔者陆续展开包括“学习努力”“亲师度”“融合性学习”等在内的具有原创意味的中国大学生学习问题的研究,其目的就在于框定中国学习者学习的独特问题,并在问题的引领下挖掘中国学生的学习奥秘,力图产生能够奉献于世界的中国教育理论范型和实践产品。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大学生的深层学习及相关影响要素研究”(18JYB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价中心)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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