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思考实践变革问题，需要坚持两点：一是保持清晰的中国问题意识；二是树立起跨文化的宽广视野。前者是根本，后者是方法和理论路径，不可本末倒置。文化传统与社会惯习等隐性传统是实践变革的内在逻辑。基于此，如果我们要想准确地揭示出新时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因，就需要深深扎根于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以人民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抓手，用中国话语来阐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当然，立足本土并不是闭关自守，亦非盲目自大，而是在深刻认识中国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和具有创造性地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顶层设计指引着实践变革，而实践变革反过来又促进和深化顶层设计。若没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仅依靠自发的或随机性的改革，是很难对整个社会变革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国家顶层设计的全面落实，更离不开地方自下而上的配合和支撑。因此，一定不能忽视实践自身的力量和发展逻辑。

　　教育实践变革的动力机制

　　教育是人类特殊的实践形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和实践逻辑。从教育的生活属性和不确定性来看，教育实践变革的逻辑内涵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把握。一方面，指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因整体社会变革所致，教育在实践形式和内容上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另一方面，指在教育自身逻辑和学术传统的支配下，教育实践在展现方式和水平上所显现出的新的动向和特征。

　　探究是教育实践变革的内在动力。教育与人类生活相伴而生，自从有了教育活动，它就需要在帮助人更好地适应和创造生活的过程中来展现其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和育人的价值。变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从根本上要求教育只有通过不断地改变其实践才能应对遭遇性的生活实践问题，并以此保证自身卓有成效的发展和生活的延续。为此，人们孜孜不倦地开展着教育实践，并在持续不断的探究中对生活问题进行解决，从而进一步把握和理解教育。与此相伴，人们也借助历代积累下的和日益丰富的经验与知识来进一步完善教育的实践形式，从而更好地让它服务于人的当下生活，这是教育自身的“代际实践”逻辑所在，也是教育实践变革的内在动因。

　　教育实践变革以探究为逻辑。教育实践势必不能完全依据某些既定的模式和严密的操作程式展开自身，它会随着探究情境的改变和参与其中的主体实践智慧与文化资本等的不同而变化。尤其是那些不可见但却在内部支配着教育活动的隐性传统（如文化传统，教育惯习与思维等）的存在，更使得教育实践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使得其变革显现出渐进与突变并存的现象。此时，出于解决问题的需要，主体自会将所有与该问题解决有关的知识以高度压缩和迅捷反应的方式调动起来，并在个人缄默知识和实践智慧的帮助下，对限制自身生命活动的问题做出判断并形成最佳的行动策略，此即为教育实践变革之探究逻辑的体现。说探究是教育实践变革的逻辑，并不是否认外在因素对其的重要性，而在于说明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探究会以打破常规的勇气为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从而能让个人超越日常思维定式和既定规则对个人自由行动的限制。

　　然而，从教育学史来看，规范性的知识描述、宏大的理论叙事和逻辑严密的学科体系曾占据了教育学理论的核心，以至于教育学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为理论而理论的倾向。客观来讲，如此形态的教育学理论研究为教育学学科地位的获得作出了贡献，但也受到了来自教育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批判，因为这样的教育学理论并不能如实反映复杂多变的教育生活，也不能指引人有效地解决教育实践变革中所出现的问题。因此，能够反映教育实践变革的教育理论自然成为当下教育学建设的可能路径之一。

　　教育学理论学术品质的提升路径

　　从实践变革和教育实践变革的逻辑切入，作为以理论来反映教育世界的教育学理论，它需要在关注教育实践变革和帮助、引导实践者对教育问题进行解决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的理论品质。

　　其一，教育学理论研究要着重推进教育实践变革，在实践变革中实现创新，提升自身的理论品质。教育的生活实践本性规定了教育学理论要在实践变革中以教育的心智和思维来对教育世界进行审视和改造，而非通过简单的搬运和借鉴来变换教育言说的方式。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教育自身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为此，教育学理论要密切关注教育实践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并对其进行研究和解决，更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想象力来对教育实践变革作出全面客观的审视和认知，立足于中国大地，紧紧把握时代脉搏，以能反映实践变革的教育理论来观照教育并推进教育实践变革走向纵深，如此才能提升教育学理论的学术自觉性和自主性，也才能彰显教育的学术传统和理论品质。

　　其二，走进实践，拓展教育学的理论视野。教育学理论走进实践意味着要实现理论话语的转化和改造，从而使其能够被教育实践者所理解和承认。它要求教育学理论研究要摆脱“体系化”与“结构化”的研究目的对自身的束缚，还要求将目光投向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和教育实践，以教育“务实者”最关心的问题为研究对象，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提升自身的实践价值。为了实现该目的，教育研究者需要具有心理学知识（特别是差异心理学知识）、教育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样化的知识背景，从而能够以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在多学科视域下全面客观地审视教育学的实践性和理论性，主动摆脱以绝对普适、单一线性和因果决定论的教育思维方式言说教育，能够在人类共同利益的立场上以国际视野和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教育问题。同时，能在坚守中国本土优秀文化这一根基的基础上借鉴和吸纳他国先进的教育理论及其实践经验，自觉回归教育的原点，在生活实践和交往互动的意义上提升教育学理论的学术品格。

　　其三，深度挖掘教育的学术传统，建构关系性的教育学。教育学理论要能充分反映教育与生活、教育与实践以及教育与人的内在联系，要求其摆脱实体论（侧重于知识技能授受的教育学）的教育思维，更多在关系和空间（重点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关系，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权力等）的范畴内理解教育。教育的生活性和不确定性规定了我们对教育实践变革逻辑的理解和把握，并不是仅依靠学科化的理论研究就能达到的，而是与中国千年来流传下来的隐性的、不容易被人所察觉的教育学术传统有关。若无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教育习俗等支撑，仅建构起完备的教育学学科体系也难奏效。反思百年来中国教育学的发展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的中国经验，将理论研究视野放低，放到民间去，放到鲜活的教育实践里去，才是真正实现教育学术自觉和教育学本土化的基本路径。

　　总之，教育学理论学术品质的提升一定不是一个自说自话的想象过程，而是基于生活和教育实践的、以问题解决为目的的不断完善和超越的探究过程。

　　充分认识这一点与教育学的想象力密切相关，也与教育空间紧密相关，是实现教育学从实体思维转向关系建构的内驱力。可喜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实践变革的不断深入，我们的教育认知正在发生着从实体向关系的深刻转变，涌现出了大量能够充分反映和揭示教育复杂性的教育理论，这对于关系性教育学的建构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契机，也是教育学走出困境的主要方向。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