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学教材
2018年07月19日 08: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19日第1496期 作者:杨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资源,各学科教材都把它纳入到知识体系中。以教育学教材为例,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育学教材融会贯通,一直是编写出版研究的重点之一。

  古为今用

  “古为今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教育现代化的回应。当文化出现传统与现代的分界后,人们比较关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传统文化对教育现代化而言是宝贵财富还是沉重包袱,另一个问题是哪些传统文化可以被继承和发扬。但如今在整体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已经达成了共识:传统教育文化有精华有糟粕,应分类区别对待。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学教材确定了论述传统教育文化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使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优秀遗产经过现代化的审视、筛选、改造、充实,焕发出新的生机,另一方面要花费相当大的气力,致力于清除、排除中国传统教育中束缚和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糟粕。

  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育学》第七版为例,论述有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内容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主,尤其重视思孟学派的思想。此版《教育学》引用传统文化典籍的注释有43个,其中23个引自《论语》、6个引自《孟子》,占比达67%。除《论语》和《孟子》,注释中提到的传统文化典籍还有《荀子》《墨子》《学记》《大学》《中庸》《学规类编》等。

  第二,形式以融会贯通为主,编排没有设立独立的篇章。教育学原理类的教材论述传统教育的历史有独立成章或独立成篇的编排,也有融合一起的编排。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教材一般采取融会贯通的方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教材本身的科学知识体系中,使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教育理念融为一体。

  第三,主旨强调教育能力的培养。我国传统教育文化资源内容广泛,流传下来的教育论述非常丰富。教材引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侧重于传统教育活动中行之有效的教育原则和方法,比如教学原则、德育原则、美育原则,并没有纠缠于传统教育文化义理阐释上。

  传统文化包括精华与糟粕两部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不花力气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那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也不能完全实现。对于那些阻碍教育现代化的糟粕,教育学教材主要批判了三个方面。

  第一,批判传统教育对“读书做官”的推崇。科举制最初注重选拔与录用贤能之士,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科举制将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制度化、功利化了,以致背离社会发展,“读书做官”的教育目的必须从现代教育中剔除。

  第二,批判传统教育对宗法等级制度的维护和对个人独立人格的压制。传统教育认为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代董仲舒甚至把它“发展”为所谓受制于天的“王道三纲”。这些都是传统宗法社会的等级观念,与现代社会观念背道而驰,必须抛弃。

  第三,批判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者认为环境单独决定人的发展。把人看成环境的消极、被动的产物。例如,墨子认为,人的发展犹如白布放进染缸,“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编,其色亦变”。现代教育倡导认识人的活动,主张发挥人在活动中的能动性,所以必须打破环境决定论的桎梏。

  东西互动

  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并引发了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各领域的全球化思潮。全球史观的兴起,给予了西方文明以外的国家和民族话语权,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家也纷纷开始重新寻找世界定位。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日益认识到与西方交往存在误区。于是,20世纪末,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成为共识。教育学教材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立中国特色教育学的重要资源。例如郭文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摆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并得到重新解读与振兴,因此我们应抛弃其封建糟粕的一面,并发扬睿智、博通、恒久、顺应潮流的一面,而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文传统,也是我们能与西方平等交流、对话的宝贵资源与根基,所以我们要使各有特点的东西方文化互动、互补。

  东西方文化的互动,教育学教材使用了比较法。一方面,比较了东西方教育文化的相通之处。比如,东西方文化都重视启发性教学原则。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而苏格拉底提倡“产婆术”教学方法,用问答方式激发和引导学生去寻求正确答案,正如第斯多惠所说“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

  另一方面,比较了东西方教育文化的差异。东方文化模式的核心是追求和谐、崇尚德性、关注整体;西方文化模式的核心是追求征服、崇尚理性、关注个性。比如,我国古代虽无“德育”一词,但学校教育高度重视道德教育,基本框架是教育学生以忠孝为本。然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探索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抱负,在历代学人中仍居于主流地位,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积淀。

  可见,“东西互动”不是反对“古为今用”,而是对优良传统的完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永不褪色的价值,更应该继承和发扬。

  论从史出

  综上可见,教育学教材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难点,在于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触碰教育改革的时代脉搏。在发展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教育学教材提出了“古为今用”的原则;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教育学教材提出了“东西互动”原则。这些都是对教育改革的时代使命贴切的回应。当前,新时代教育改革又有新使命——文化自信,教育学教材又当如何调整?

  在新时代的教育改革中,教育学教材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在继续遵循“古为今用”和“东西互动”原则上,增强“论从史出”意识。

  “论从史出”的论述方法可以增强教育自信。所谓“论从史出”,指教育史研究“由史而进于论”,先由史料钩沉,再提要钩玄,忌用西方教育哲学的概念范畴生搬硬套解释中国教育文化。如果“史从论出”,不免有倒放电影之嫌,先看电影结局,再评论电影开头,毫无情境之感。“论从史出”主张正确认识历史发展新陈代谢的演变规律,强调文化的连续性、变迁性和继承性。只有在“一以贯之”的历史演变中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当前教育思想的历史脉络,呈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生性,才能从根本上推进新时代教育改革,才能实现深厚的创造性转化,才能散发持久的文化魅力。

  “论从史出”的论述方法并不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教育学教材扮成老古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基本、深沉、持久的魅力在质不在量,应点到为止、以点带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教育学教材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并非要求占用教育学教材大量的篇幅。如果设立独立的篇章或者小节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把已经积累的“古为今用”和“东西互动”的原则和方法抛弃了,甚至完全背离教育学教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的本意。

  “论从史出”的论述方法可适当增加一些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文化元素,拓宽教育学教材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范围。比如在微观层面吸收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有些历史遗迹、典籍文本、碑帖牌匾、童谣歌谣和礼仪风俗等文化符号能提供直观的传统教育文化形象精神。中观层面上,增加传统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研究。宏观层面上,增加传统教育哲学的渗透。

  综上所述,教育学教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随着教育改革的需要而不断调整,先后提出了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古为今用”原则和面向世界的“东西互动”原则。未来教育学教材应继续遵循“古为今用”和“东西互动”的原则和方法,并增加“论从史出”方法,以增强教育自信。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文化自信与教育学教材编写出版改革的研究”(DOA17028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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