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扶贫战略的转变:从解决绝对贫困到解决相对贫困
2020年03月27日 00: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27日第1895期 作者:邓志平 汤志华

  反贫困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从本质上讲,反贫困的问题就是发展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贫困的内涵理解也不断丰富。治理贫困由最初解决绝对贫困问题逐渐发展到相对贫困视角下的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等多维贫困问题。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顺利实现之后,我国将完成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任务。绝对贫困消除之后,扶贫工作的重难点将发生重要变化,我国的贫困治理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世界反贫困斗争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脱贫人口占全世界贫困人口的70%。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把扶贫开发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扶贫开发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战略决策、战略部署,形成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体系完整的思想理论,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根本指引。以该思想为指引,我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行动指南,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决胜期,乡村振兴进入启动实施期,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交汇期,必须毫不动摇地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做好新时代扶贫工作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引。

  二是做好中国反贫困的重大战略调整。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李强等学者就提出要关注我国相对贫困层问题的研究。进入21世纪初,不少学者就提出,中国绝对贫困的成功解决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的真正消除,在绝对贫困人口大大减少的同时,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凸显。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临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野延伸到了2020年基本解决绝对贫困之后的相对贫困问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是当前党和政府解决绝对贫困的指导战略。新时代扶贫工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重要载体,是彰显社会主义本质优越性,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实现路径。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2020年后,我国将进入一个统筹城乡贫困治理的新阶段。要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将扶贫工作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把城乡贫困治理统筹起来考虑, 实行城乡并重的减贫战略,由集中性减贫治理战略向常规性减贫治理战略转型,由解决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由重点解决农村贫困转向城乡减贫融合推进转变, 由重点解决国内贫困向国内减贫与国际减贫合作相结合方向转变。

  三是城乡相对贫困人口是今后贫困治理主要对象。2020年之前,党和政府的扶贫工作重点是解决绝对贫困。2020年以后,我国农村贫困将会进入一个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转型贫困群体和潜在贫困群体将成为新的目标群体,并呈现出多维度贫困等新特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将在今后扶贫工作中越来越凸显出来,我国将进入一个统筹城乡贫困治理的新阶段。今后,我国相对贫困的主战场包括老少边山的传统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同时应关注城市的相对贫困问题。2018年,中国科学院刘彦随教授课题组经过综合测算后认为,2020 年后仍需要国家减贫政策继续倾斜的县有 716 个,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阶梯过渡地带和西南喀斯特地区,这些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因此,2020年之后民族地区贫困山区依然处于全国最不发达地区之列,依然是最重要的治理对象,反贫困的主战场依然是农村。然而,今后我国的贫困治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问题和发展成果的共享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继续关注农村贫困问题,也要高度重视城市贫困问题。因为随着城镇化和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群体、城镇低保人群、未来由于贫困线调整所形成的相对贫困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找出现有贫困和贫困线界定方法的不足,制定新的贫困标准、明确新的扶持对象,并制定城乡统筹的有效治理政策。

  四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惠及农民、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地方产业、促进贫困人口非农就业、完善扶贫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机制、易地搬迁扶贫等多维视角,提出了解决绝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和制度设计。2020年之后,贫困发生的问题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解决绝对贫困不同的是,相对贫困产生的原因更长,解决难度更大,持续时间更为持久,容易出现反复。因此,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尤为必要。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第一次提出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为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针对今后相对贫困的治理,必须着眼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制度体系,激发解决相对贫困的内生动力,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创新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多层次、多体系的资源支撑。从政策取向看,在确保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下,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同时将重点转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制度政策设计上,以精准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相对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 以精准滴灌式帮扶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 以统筹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消除相对贫困治理的“真空地带”。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八桂学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新时代中国扶贫战略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问题治理机制研究”(2020MYB05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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