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中国凭借丰足和廉价的劳动力、巨大的市场空间以及强有力的政府支持等发展优势，通过吸引大量来自美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国家的投资，成功嵌入亚太价值链分工体系，并逐步成为亚太地区的加工制造中心和出口中心，这也标志着亚太价值链分工体系走向成熟。在这一体系中，美国位居高端环节，主要从事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研发，负责相关产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位居中端环节，负责制造技术和重要零部件；中国、越南等欠发达经济体位居低端环节，主要从事制造产品的加工组装，并将制成品出口到欧美市场。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蔓延，不仅使全球经济陷入低迷，更使全球价值链贸易遭受重创。为通过吸引制造业企业回流来重振本国经济，2009年美国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在以上事件的共同冲击下，亚太价值链在组织结构、合作程度及分工模式等多个方面发生重构。因此，有必要全面准确地评估亚太价值链重构的具体表现及其程度演化，明确亚太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中国的角色变迁。

　　发展中经济体价值链地位趋于上升

　　从价值链长度、价值链合作度、价值链地位以及价值链分工模式等多个角度来看，亚太价值链在2005—2015年间经历了明显的重构过程。

　　就价值链长度视角而言，亚太经济体间的价值链长度呈显著的结构性变化特征，中国香港、美国、墨西哥和秘鲁与其他大多数经济体的价值链长度趋于收缩，而中国、韩国、俄罗斯、越南、马来西亚等11个经济体的价值链长度趋于延长。就价值链合作度而言，亚太地区的价值链合作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不同经济体参与亚太价值链的合作度变动趋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与其他多数经济体的价值链合作度呈下降趋势，但主要发达经济体与其他多数经济体的价值链合作度呈上升趋势，说明发达经济体在亚太价值链中的地位较高，对亚太价值链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较强，故与其他亚太经济体的价值链合作相对稳定和持久，而发展中经济体大都位居亚太价值链中低端，很容易被挤出价值链或降低价值链参与度。就价值链地位而言，无论从需求还是从生产视角来看，发展中经济体相对亚太价值链地位大都趋于上升，而发达经济体的情况恰好相反。需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基于需求和生产视角的亚太价值链地位均得以显著上升，而越南基于需求视角的价值链地位有所上升，基于生产视角的价值链地位却显著下降。中越两国价值链地位的显著变动差异成为亚太价值链重构过程的重要表现。就价值链分工模式而言，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分工模式发生了显著重构，俄罗斯、越南和智利更深入地融入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分工模式，而其他经济体对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分工模式的依赖程度趋于下降。从演变趋势来看，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分工模式经历了前危机时期的大幅收缩、危机时期的收缩速度放缓以及后危机时期的缓慢扩张等阶段。

　　中国在亚太价值链中不断攀升

　　随着亚太价值链重构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在亚太价值链中的角色发生显著变化。2005—2015年，有中国参与的亚太价值链链条大都趋于延伸，同其他上下游亚太经济体的价值链分工复杂度日益深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亚太价值链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禀赋优势的逐渐弱化，来自美日等国的跨国公司逐步将亚太价值链的加工组装环节由中国转移到成本优势更突显的越南等东南亚经济体，导致中国与其他亚太经济体的价值链合作度不断下降，对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价值链分工模式的依赖程度随之趋于弱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随着大量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到东南亚经济体，中国成功实现了腾笼换鸟，依靠雄厚的资本和技术积累，逐步承接由日韩等国负责的亚太价值链核心零部件生产活动，并向亚太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据测算，在2005—2015年间，无论在需求驱动型亚太价值链还是生产驱动型亚太价值链中，中国的相对地位均得到显著提升，在亚太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断增强。

　　增强中国在价值链体系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向亚太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虽然中国的亚太价值链地位有所上升，影响力不断增强，但目前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且面临着既有加工组装优势被越南等东盟国家争夺的威胁。可以说，目前中国在亚太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境地。然而，亚太价值链重构为中国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此，我们要把握机会，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培育和壮大新动能，发挥技术与资本要素的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快向亚太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一是要继续引导和激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规模优势、民营企业的灵活优势、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以优惠的税收政策、关键领域的创新扶持等举措，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经营技术水平，为中国向亚太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持。二是要鼓励和支持企业积极参与亚太价值链分工，通过价值链嵌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倒逼中国企业发展壮大，进而不断整合临近上下游的碎片化生产环节，获取规模优势，逐步实现向亚太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另一方面，内需驱动与“一带一路”倡议并重，逐步弱化对美国等其他国家的依赖。由于美国拥有亚太地区最大的需求市场，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需求市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国创造的增加值在美国最终需求中的占比持续上升，且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这说明在美国主导的需求驱动型亚太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美国对中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很容易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为此，在当前的亚太价值链体系中，逐步弱化对美国需求市场的依赖，增强在该类型价值链体系中的话语权，是中国实现对外贸易平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具体而言，一是要继续实施内需驱动战略，有效扩大内需规模，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当前，中国的市场需求规模和潜力巨大，但由于我国有效供给不足，供需不相匹配致使有效需求难以充分释放。为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增强国内消费、活跃国内市场的重要手段。二是要拓展外需市场，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规模和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可将这些国家作为中国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的重要依托，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