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的出台表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群正在成为国策。图为澳门、珠海横琴区的建筑物。图片来源：CFP

　　自2012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来，我国就把发展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从一般定义上来讲，城市群是基于特定区域或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集群。

　　两类城市群：都市圈和大都市群

　　从学理层面定义，城市群的基本元素是点、线、面。其中，点是城市，一个城市群拥有多个规模不等的城市；线是交通网络和各类信息网络的联结轴；面是特定的地理空间或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华北平原（京津冀）。评价城市群的效率指标是协调发展程度，包括人均收入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交通基础设施的通达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城市间的高强度连接。如果没有基本的协调发展支撑，只是刚好在某一地理空间或行政区划内有若干个城市，是不能称之为城市群的。

　　广义的城市群有两类，一类可称为城市圈或都市圈，一般是指以某一核心大城市为中心，以一小时左右的交通时空距离为半径的城市区域。这个概念较早来自发达国家，如日本把中心城市及其半径60公里至100公里内的区域，指定为以该城市命名的都市圈。美国也有类似的定义，称之为大都市区或大都市统计区。都市圈的主要功能是拓展城市的功能空间，首先是通勤，都市圈也因此被称为城市通勤圈或城市功能圈。随着城市的扩张，中心区域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房价也越来越高，于是更多的通勤者开始向城市边缘地区移居，带来的城市通勤半径和城市功能不断向郊外和城市周边城镇延伸，由此形成了都市圈的概念。都市圈的成长反映了城市功能的扩张，是中心城市功能溢出的空间拓展。都市圈一般是单中心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的一个有限空间距离的城市功能辐射区和影响圈。

　　另一类城市群是狭义的城市群或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可称之为大都市群或国际化大都市群，它的形成机制更多来自于不同城市之间基于产业集聚和交通网络的紧密联系而形成的城市集群。与都市圈不同，大都市群一般包括多个中心城市，形成多元多中心的网络化空间架构。大都市群的形成，对地理空间和地域文化的同质性，以及人口密度、经济密度都有一定的要求，一般只出现在经济密度较高（单位土地面积产出较高）、人口密度较大、城市和城市间连接强度较高、与全球市场联结比较密切，同时又有较大的宜居宜业的地理空间的地域。

　　都市圈和大都市群这两类不同的城市集群，是有密切联系的。一般来说，大都市群是由若干都市圈构成，这些都市圈具有相对独立而均衡的城市功能，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之间的由城市功能纽带连接起来的协调关系。多个都市圈彼此相连，构成了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体系。这就是大都市群的“产业—城市”空间特征。相比都市圈，大都市群的突出功能是以多样化城市空间和绵密的综合交通网络为支撑，构成了多个产业链纵横交错、相互连接、环链相套、疏密有序、共居共生的产业集聚群落空间，形成了体系化的产业空间竞争力。

　　大都市群：承载超级产业集聚群落的空间平台

　　大都市群的主要功能，可以定义为以下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三个侧面：一是复杂的多元产业集群的协同集聚平台；二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聚区；三是世界大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主要支撑空间和全球化的引领区域。

　　大都市群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法国经济地理学家戈特曼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当代世界有六大都市群，包括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和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自20世纪以来，美欧日发达国家正是倚靠这些大都市群掌控着全球主要产业链和价值链，从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构建并拥有成熟的大都市群，是发达国家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超级产业集群，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全球产业空间体系，并以此获取全球话语权的必要条件。正是有了欧盟一体化发展格局下的欧洲西北部大都市群，欧洲才有了支撑阿丽雅娜系列火箭和空中客车系列飞机的产业集聚群落空间条件。在美国，包括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城市的东北部大都市群，是美国国际金融产业和科教产业、国际航运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空间平台，也是美国掌控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核心空间；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为中心的西部大都市群，则是美国掌控全球包括信息产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等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空间所在。在日本，由“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京都—神户”三大都市圈联结而成的太平洋沿岸大都市群，为日本领先世界的汽车制造业、高端设备制造业以及动漫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可能，是日本构建世界级产业集聚群落的主要空间平台。

　　大都市群之所以具有承载超级产业集聚群落的功能，是因为大都市群本身所具有的多样化城市空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一应俱全，且彼此以快捷交通网络紧密连接，从而为复杂的互相关联产业集聚群落所对应的多样化、异质性的产业发展环境需求提供了现实可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那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超级产业集群，常常是以多元化的细分产业共同集聚，多个产业链互相交叉、互联互通，研发、制造、品牌服务、金融支撑、物流服务、市场营销等产业链主要环节紧密关联的产业集聚群落的形态呈现出来。因此，需要有相互间既有空间分割而又紧密相连的多样化城市功能空间与之相对应和匹配，而能够提供这样的空间条件的只能是大都市群。不管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乃至小微企业甚至个体创业者，都可以在大都市群的多样化城市空间中找到适应自己发展的空间。

　　从城市、产业和机制三方面切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群

　　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的主要单元已经从国家转移到大都市群层面，是否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群，是国家能否占据全球价值链、产业链高端的关键所在。中国正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进入了以高质量发展替代高速发展的新常态，特别是面临全球化的一系列不确定因素，迫切需要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及与此对应的国际化大都市群以应对新的挑战。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并非制造业强国，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制造业大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要改变这种格局，重点在于产业转型升级和打造高品质产业集聚空间以加快多产业协同集聚步伐。因此，加快大都市圈和国际化大都市群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全球化竞争中，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人口和人力资本优势、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以及地理空间优势。中国的人口分布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沿（长）江地区，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这种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具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群的先天性地理空间优势。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均已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密集分布的地理空间。利用这种地理空间优势，加快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如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培育产业集群空间，加快城市群的体制机制创新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步伐，将推动我国的地理空间优势转化为产业升级优势、区域和国家治理优势以及全球化竞争优势。

　　我国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的出台表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群正在成为国策。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四大国家发展战略，涵盖了包括长江中游和成渝在内的五大国际化大都市群的培育和发展。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群，关键在于把握发展和协调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城市、产业和机制三方面切入，抓住关键点实现突破。第一，从城市群发展的层面，要重视核心城市或龙头城市的带动作用，如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深圳、港澳、武汉、重庆、成都等特大城市、大城市对大都市群的带动作用。第二，注重大都市群产业集聚平台的打造，形成城市群内外卓有成效的产业分工和连接平台。产业体系完备、产业链纵横交织、产业专业化分工细密，是大都市群得以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平台的关键因素，其基础条件是集聚、连接、联动和共享。集聚形成连接，连接引致分工，分工推动联动，而连接、联动的基本动力则来自于共享。在国际化大都市群产业发展平台的构建过程中，需要突出发展理念的更新，强调城市和区域间的抱团发展和合作共赢。第三，构建有序有效的一体化发展与竞争机制。大都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和有序竞争格局的形成是对立统一的，区域合作和市场化竞争是大都市发展的一体两面，无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统一市场的构建，都必须是建立在形成有序竞争机制基础上的。同时，一体化发展也会带来更大空间范围和更高层面的竞争。

　　（作者系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