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鲜事物，近十年才被经济学界广泛关注。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就是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面对传统经济学的缺陷，行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回到现实经济活动的主体——具体的人，探讨具体的个人行为特征。这是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局限性缺陷的一条路径。

　　反思“理性人假设”缺陷

　　“理性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帮助诸多经济学家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分析经济现象与社会问题的理论框架，在历史上的理论贡献不言而喻。但是，现实中要想找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人”，却是不可能的事情。从理性人假设推导出来的政策主张因而在现实中遇到了很多问题，许多看起来很完美的政策在现实中很难落地。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都在努力克服这方面的缺陷。大家逐渐意识到，一旦回到经济活动的主体——具体个人的行为特征，“有限理性”便成为一种常态。

　　迄今为止，在各种行为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尚没有一本像传统经济学教科书那样基于共识的规范教材。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假设人类行为有三个特征：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行为经济学家塞勒等则认为，这三个特征需要修正。第一，传统经济学假设个人具有稳定和连续的偏好，并用无限理性使这些偏好最大化。而行为经济学认为，在人的经济行为过程中，个人的不同预期是个体行为活动的特征及前提。第二，理性人假设人们的终极目标是个体都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可能知道何为最优解，但却因为各种因素而无法作出最优选择，而且人们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也很难作出选择。第三，传统经济学假设人们是自私的。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除追求自身利益之外，在内心中仍然给利他主义、公平等目标留下了很大的位置。

　　更注重研究方法的变革

　　经济学研究一直在努力贴近现实，这是经济学的使命。行为经济学采用“有限理性”等概念，无非是想在其理论体系中更好地还原客观世界。至于能否真的提高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仅仅依靠强调“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差异等是不够的。行为经济学更注重研究方法的变革，其研究往往离不开实验室这种研究工具。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擅长采用历史数据，对经济理论进行验证和推理；而实验室方法可以更多地对经济理论的推导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全过程的验证，对于理论推导出的政策建议也可以进行效果预测。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目前，欧美国家高校已经把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列入经济学专业课程体系，优秀的学生也争相选择行为经济学或行为科学的相关专业研究，这些个体自发的行为，也可以视为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

　　加强行为经济学的应用研究

　　行为经济学借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观察研究人的经济活动行为。它的起源就是一种“从实践中来”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目的也不是单单为了提升解释的力度，更重要的是，它从一开始就准备着“回到现实中去”。对于这一点，从行为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就可以明显看到。包括塞勒在内的行为经济学学者，他们的著作要么以大量案例展开叙述，要么以自己的实验作为描述对象。他们都试图采用实验方法来证明，其对现实的理解更贴近事物的真实面目。

　　有学者认为实验室数据存在缺陷，质疑其能否反映总体特征。这或可从以下方面认识。第一，虽然个体特征之间有很大差别，但在大脑思维活动的机制过程方面，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如果选择的被试是社会中正常思维的个人，其在参与实验过程中做出的选择行为，可以视为一种比较一般的个体行为。第二，在行为经济学实验室中生成的数据，常常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实验结果。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较好地做到对问题之外的不相关因素进行有效控制。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大数据方法，也无法像行为经济学实验室这样，做到对干扰因素的高效控制。第三，现在的研究工具已经不完全把实验室方法囿于物理空间的实验室内，也可以把互联网平台打造成实验室工作的空间。

　　当前，在中国推进行为经济学研究，有以下三点建议。第一，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学科。第二，加强行为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工作，是比开展行为经济学教育工作更急迫的一项工作。正如塞勒在《助推》一书中希望的那样，我们制定一项公共政策，或许需要采用一些能够鼓励个体积极参与的方式，而这个方式“看起来”并不一定同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相关，从而需要行为经济学对此进行精心设计。为了更好地引导学术界关注、学习、应用行为经济学，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有影响力的机构愿意采用它的设计方案。第三，任何新事业的推进，离不开初期投入，行为经济学研究工作需要基本的实验室条件。现在一些教学单位、研究机构对此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这可能是青年学者最急切希望解决的具体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行为经济学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