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整体稳定和繁荣，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然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近年来，世界经济疲弱，发展失衡、治理困境、公平赤字等问题更加突出，反全球化思潮涌动，区域性贸易协定（RTA）快速增加，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有所上升，给世界经济贸易发展蒙上了阴影。在如此复杂的国际经济局势下，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重塑，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区域性贸易协定对WTO框架的挑战
在WTO框架下，非歧视性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三者表面上紧密相融，缺一不可，然而，这一传统多边贸易体系中，庞大的机构设置及繁复的协调程序相互纠缠，多边谈判的低效率和无作为严重制约了贸易开放的进程。例如，涉及投资贸易便利化、政府采购、环境及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及竞争政策等领域的多边谈判，WTO要么尚未启动，要么启动后久久无法达成共识。因此，谋求更快开放步伐、更广开放领域的区域性贸易伙伴，往往抛开“比较优势”而凭借“比较偏好”来选择多双边贸易谈判，这是RTA广泛兴起的体制效率原因。近10年来，RTA增加的数目超过此前30年的总量。
尽管WTO认可“在为有关各方提供贸易便利的前提下，RTA可以提高协约国的福利”，但明确指出，“在某些情形下，RTA会违背非歧视性原则而损害他国利益”。现实中，超越WTO框架的区域性贸易协定则更多奉行地区主义，关注区内战略利益，无视非歧视性原则，最典型的当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该协定有意实施小范围区内高度开放、区外严格限制的双重标准，显然与WTO力主落实《贸易便利化协议》的导向相悖。又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关于原产地的规定，一辆汽车必须至少有62.5%（按价值计算）的部件在NAFTA区域内生产才能免关税。这一比例高于任何其他贸易协定中的标准。而美国目前重启的NAFTA谈判，又提出“必须要求更高比例的NAFTA部件和大量的美国部件”。WTO对类似的行为缺乏足够的约束力，这是导致RTA猛增的体制监管原因。
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重塑并非是搞地区主义，或是挑战WTO框架下的多边国际经济贸易秩序，而是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前提下，奉行一以贯之的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开辟了可行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办，更是在全球经济持续下滑背景下，由中国倡议、联合域内域外国家地区，共同开启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新局面的创举。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这些都是中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倡导互利共赢，坚持包容互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损害世界经济发展
根据WITS数据库，按照2012年联合国发布的最新版非关税措施（NTMs）的分类标准，2012—2016年，16大类的具体措施中有14种被频繁使用过，总量达到592次。其中技术措施（包含A类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B类技术性贸易壁垒及C类装运前检查及其他手续）使用了238次，超过40%。除此之外的一个显著变化是，P类出口相关的措施、F类价格控制措施（含附加税）及E类非SPS或TBT原因的非自动许可、配额、禁令和数量控制措施使用频率迅速上升，超过传统的D类反倾销和反补贴。这也证实了新贸易保护措施强化、细化、复杂化之后，各国在“自利性”导向下会纷纷付诸实施的猜想。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内顾倾向明显扰乱世界经济的正常秩序。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从早先威胁退出WTO、退出NAFTA，到后来正式退出TPP、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一系列行为，凸显出其孤立主义的内顾倾向。尽管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节规定，总统在紧急情形下最多可以征收15%的临时（为期150天）关税，因此声称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并不具有可行性，但特朗普团队正在考虑从海外经济体进口商品征收5%一致性关税的方案，却引起诸多美国盟友及贸易伙伴的愤怒。2017年11月，欧盟通过了更为严厉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则，这一贸易规则要求第三国贸易伙伴遵守国际社会和环境标准，这是全球首例。该规则强调“各成员国提出反倾销调查需要考虑出口国是否遵守国际劳工和环境的国际标准，对外国投资是否存在潜在的歧视性措施，是否执行有效的公司法、产权、税收和破产制度”。欧盟一贯标榜自由贸易，这一新规则单方面增加单纯反倾销调查的附加条件，明显违反“非歧视性的、符合世贸规则的做法”，释放出浓重的自利性贸易保护主义信号。中国作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受产业结构、出口结构的制约，受这一“市场扭曲”规则的影响远超过此前的“替代国”标准。新兴市场经济体也纷纷抡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在对抗传统贸易保护国家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深受其害。全球贸易预警（GTA）数据显示，自2008年至今，中国遭遇了4509次带有歧视性的干预性贸易政策。1980—2015年，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累积贡献率超过13%，过去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中国为后危机时代推进人类工业文明的持续进步、维系全球经济结构性平衡作出了巨大贡献。持内顾倾向的利己主义者根本无视中国这一“稳定器”的贡献。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重塑
中国经济的繁荣稳定始于对内改革，兴于对外开放，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共同深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时期，我国面临着国内和国际的同步转型——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更需要以全新的战略思维、准确的战略研判、坚定的战略举措，参与国际规则重塑，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第一，从自身出发，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从内部创新机制、激励机制、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入手，从制度上为科技研发、技术创新、产品革新提供保障，理顺研发创新和产业转化的路径，激活创新人员和重大科技贡献者的积极性，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贸易结构的调整，这也是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根本动力。
第二，从外部着眼，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尽管WTO框架持续受到各类外部体制的挑战，但世贸组织规则仍是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制度保障，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坚持在WTO框架的非歧视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下积极开展多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国际规则重塑，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都是对现有全球经济框架的有益补充，也体现了中国互利共赢、包容互惠的开放理念和维护正常国际经济秩序的责任担当。
第三，内外结合突破，有效规范国际市场参与主体的意识和行为，积极应对来自贸易伙伴的各类贸易干预措施。受制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如规则意识淡薄、法律意识不强等，这些现象在“中国制造”迅速扩张的大背景下，容易被放大，导致集体形象受损。相关主管部门必须严抓狠打，立好“家规”。同时，来自贸易伙伴的“歧视性”贸易干预也使得中国企业饱受不公，蒙受巨大损失。面对无端指责和有意破坏，中国企业必须毫不怯懦，提前预警，积极应对。
展望未来，中国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经济格局，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分享国际经济成果，用中国声音呼吁公平正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用中国行动维护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