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找到了一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2013年，在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还在经济大衰退的余波中挣扎、采取了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化之路。与此同时，新工业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拉开序幕。我国不失时机地抓住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在2015年提出了实施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并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2017年7月，国务院又下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目标，以充实《中国制造2025》。2015年底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制造2025》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制造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而后两者又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

　　存量改革成效显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分为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两个方面。存量改革是指对现存供给体系的改革。我国现存供给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和杠杆率过高。因此，存量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和去杠杆。从目前的情况看，存量改革成效显著。具体来说，对于没有发展前景且污染环境的过剩产能，通过破产清算的方式加以解决；对通过技术改造、兼并和重组后能够转化为有效供给的过剩产能，政府在财税和金融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对有发展前景且具有战略价值的过剩产能，政府和企业通过扩大内需和开拓外需的方式将其吸收。其中，扩大内需主要指高铁、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政策性廉租房的开发等，吸收了大量过剩产能，降低了杠杆率；开拓外需主要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发挥我国的产能优势，积极开展产能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获得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建设。在与相关国家的互利合作中，我国充分发挥产能优势，形成了强劲的外部市场需求。

　　实际上，任何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体都必须开拓国外市场，那种主张中国放弃世界市场而向消费型经济转型的观点，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利用坚船利炮开拓世界市场，还是通过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来开拓世界市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需要说明的是，去产能、去杠杆往往是周期性问题，在经济上升期多伴随着增产能、增杠杆，而在经济下行期则需要去产能、去杠杆。周期性问题处理起来比较容易，但解决结构性失衡却要艰巨得多。要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做到在去产能、去杠杆的同时，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表明，我国顶住了发达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基本化解了周期性问题，从而使得经济增速日趋稳定，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部分关键领域的创新已领跑全球

　　存量改革的成功不仅稳定了经济增速，也为增量改革赢得了时间。增量改革指通过产业创新创建新的供给体系，以促使我国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为此，必须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新机遇。历史表明，工业革命往往会形成新的产业或新的供给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供给体系不同于工场手工业的供给体系。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供给体系也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供给体系。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供给体系更不同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供给体系。虽然还不知道当前处于初始阶段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貌，但它已在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基因编辑和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初露端倪。

　　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陷入一片混乱的局面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更有利于我们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新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新工业革命的部分关键领域的创新，已站在了全球领跑者的位置。例如，2017年7月，我国“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通过了时速350公里实车、实重和实速检验检测和运营安全评估。“复兴号”动车组测试时时速可达到400公里，在全球高铁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2016年8月，我国成功发射“墨子号”量子卫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卫星与地面之间超过1200公里的“无法破译”的信号传递，标志着我国向创建全球量子通信网络迈出了重要一步，成为量子通信技术领域的全球领跑者，是继高铁之后的又一个国家品牌。我国一流的公司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全球可再生能源价值链的顶端位置，成为全球能源变革的中心。更为重要的是，新能源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人造太阳”，即可控核聚变产生的清洁能源。2017年7月3日，我国科学家在“人造太阳”技术上将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在极端高温状态下的运行时间提高了近一倍，实现了稳定的101.2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离子体运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2016年的世界纪录是60秒）。虽然核聚变的可控性在目前是以秒为单位计算的，离利用核聚变发电还很遥远，但利用可控的核聚变发电是促使人类放弃大规模利用传统能源的唯一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新工业革命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征是“人工智能+核聚变能源”。上述成果足以说明，《中国制造2025》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当然，具体目标还需要在党的领导下，靠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从实践中学习，埋头苦干、拼命硬干来实现。

　　从近400年的工业革命史中不难看到，工场手工业、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相继导致了四次全球供给侧结构性调整，进而也相继形成了历次工业革命主导者荷兰、英国和美国的霸权及其霸权所带来的“赢者通吃”的世界格局。而在传统农业曾领先于世界各国的中国封建王朝，因安于现状未能参与全球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而最终走向灭亡。新中国成立后，因美国的长期经济封锁，致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在参与全球化国际分工中，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以史为鉴，中国必须抓住当前新工业革命的新机遇，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及第五次全球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参与者、合作者，并最终成为引领者，通过走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必将结束我国长期沦为工业革命追赶者的历史，开创我国成为新工业革命引领者的新纪元。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