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关键在于攀升到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即实施产业升级战略。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改善贸易条件，将贸易增长方式从数量型贸易转变到效益型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全球价值链组织和治理下的国际生产与贸易体系中，中国主要是依靠在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低端要素禀赋方面的优势，专业化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由此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成本延续上升态势，严重削弱了其对外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要素成本的上升，昭示着中国对外贸易转型时代的正式到来。

　　要素成本上升

　　多角度挑战传统对外贸易

　　一是贸易利得维度。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低端要素密集型环节发展对外贸易，但始终面临着如下挑战。一是贸易条件恶化。全球价值链进入壁垒的高低决定着全球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收入分配状况。发达国家往往承担研发和营销等高进入壁垒环节，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承担中、低进入壁垒的生产环节，从而导致二者在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对称地位。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普遍恶化的趋势，就是上述不对称地位的体现。二是“合成谬误”困境。发达国家出于风险控制和分享发展等目的，主动将低端要素密集型环节在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分散。由于该环节进入壁垒比较低，若出现同类产品出口竞争者的过度进入，则发展中国家就会受到需求的“加总约束”，陷入“合成谬误”的困境。无论是贸易条件恶化，还是“合成谬误”困境，都会使发展中国家难以通过继续从事低端要素密集型环节来发展对外贸易。

　　二是产品种类维度。依据产品的技术含量，可以将出口产品划分为资源型、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产品。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大量生产和出口高技术产品。但这些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爆炸式”增长的情况只是一种“统计假象”，实际上是通过大量进口高集成度和高模块化的零部件，简单加工组装后再出口，从而形成了大量出口高科技产品的贸易现象。在这一现象中，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廉价劳动力等低端要素。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成本上升，将可能被排斥出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导致贸易总量和增速的下降。

　　三是资源环境维度。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加自身的污染排放。一是污染排放的转移效应。由于与国际技术前沿和创新体系存在较大距离，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价值链时，往往只能立足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从事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环节，从而很难避免污染排放的转移。二是“贸易中学”效应不断递减，导致发展中国家无法持续利用该效应实现节能减排。发达国家依据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全球价值链在全球配置相应的环节，从而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端要素和较弱的环境规制。与此同时，为了提升自身的系统竞争力，发达国家也会通过“贸易中学”效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较低级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体现在环境方面，就是实现节能减排。然而，从本质上来说，全球价值链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它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之后，由于根本利益冲突，会阻碍发展中国家从事较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将自身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就意味着，“贸易中学”效应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升级过程而不断递减，最终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低端锁定和“贫困式”增长，因而利用“贸易中学”效应实现节能减排也是不可持续的。

　　四是FDI维度。从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来看，可以将FDI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发达国家通过垂直型FDI，可以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丰裕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借助垂直型FDI，发达国家可以将全球价值链中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则保留了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这一发达国家集聚高附加值环节、发展中国家集聚低附加值环节的二元结构，使得发达国家避免了整条价值链转移带来的“产业空心化”，继续保持“中心—外围”格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吸引垂直型FDI，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形成以加工贸易和外资代工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对发展本国对外贸易有积极作用。但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垂直型FDI的目的是在全球寻求要素成本“洼地”。若某一发展中国家失去低成本优势，发达国家的垂直型FDI就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游牧式”的垂直型FDI，会使成本上升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外资撤离，进而陷入大规模的“贸易坍陷”中。

　　从数量型贸易走向效益型贸易

　　当前，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最大隐患就是要素成本的持续上升。从中长期来看，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国际需求的多样化和国内产业生态丰富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因此，在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进程中，应及时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第一，产业升级是贸易强国的基础。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中最大的加工制造平台，奠定了自身贸易大国的地位。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关键在于攀升到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即实施产业升级战略。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改善贸易条件，将贸易增长方式从数量型贸易转变到效益型贸易。

　　第二，国内市场是贸易强国的空间。技术进步是创新的推力，市场需求是创新的拉力。当前，在中国继续提高国际市场份额难度加大的时候，应积极发展和培育国内市场，通过国内市场虹吸和集聚全球的高级要素，帮助本国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将出口驱动力从低端要素转换为高端要素，最终“决战于国内，决胜于国外”。

　　第三，链条网络是贸易强国的路径。全球价值链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是由多种力量驱动的，反映了要素特征、竞争优势、技术进步、市场环境和国家战略等方面的内在要求。中国应该利用这种链条或网络的组织方式，培育国内价值链，发展本土品牌与本地化技术，在此基础上，将以我为主的国内价值链升级为全球价值链。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