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这要求全面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努力实现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绝对优势。

　　世界范围内“低碳经济”兴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以投资驱动为主的工业发展模式遭遇三大挑战——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在上述挑战下，我国工业产能过剩矛盾凸显、工业竞争力下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加大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确定性，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则进一步影响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环境。

　　反映这些挑战最生动的案例，就是西方正在全力推动的“低碳经济”。在中国工业崛起背景下，以美国前总统戈尔拍摄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为标志，发达国家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分别从产业发展、金融体系和贸易规则三个层面抢夺国际产业分工的制高点。在产业方面，发达国家从节能环保产业和页岩气开发等新能源产业入手，寻找解决产业空心化和金融危机的出路。在国际金融领域，发达国家率先提出了碳排放交易，用金融手段支撑新兴产业发展并抬高进入门槛。在贸易规则方面，开始设置碳税等一系列新的贸易壁垒，并围绕“低碳经济”，开启新一轮的国际贸易规则谈判。

　　危机也是转机，国际产业分工的变化要求我国工业发展必须走创新驱动之路。从产业角度而言，我国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不高，但世界范围的科学技术革命目前没有新的突破，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应用技术后发优势比较明显，可以在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方面有所突破。我国以国有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通过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工业发展。以“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为标志，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对于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方向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

　　“软环境”决定财富分配规则

　　中国工业发展的开放型经济要向创新驱动转变，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如何实现从价值链低端比较优势向价值链高端绝对优势的换代升级。这首先需要从财富生产和财富分配两个方面，观察国际产业分工全景。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国际产业分工发生过三次变化：第一次是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主导全球产业分工；第二次是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后，形成了英国和新崛起的德国、美国共同主导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第三次是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从财富创造角度看，这些变化是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提升以及金融体系对财富生产的放大作用，可归类为国际产业分工变化的“硬环境”。在发达国家掌握行业标准和垄断生产性服务业的情形下，发展中国家只是在全球产业链的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具有比较优势。从财富分配公平度而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低端锁定地位，受制于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贸易组织的主导权、国际贸易规则及金融规则，这些可以归类为国际产业分工的“软环境”。在这一方面，发达国家有绝对优势，尤其是国际金融等现代服务业。

　　国际产业分工的“硬环境”变化容易识别，从技术进步带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金融资本的催化作用，这个过程通常被冠以“工业革命”的术语。促使国际产业分工发生变化的“软环境”则比较隐蔽，但其决定了世界范围内财富的分配规则，决定了国际财富的流向，决定了哪个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主导地位，取得最大份额的经济利益。现有国际产业分工“软环境”诞生于二战之后，主要由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成并支配。在当今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下，跨国公司作为发达国家抢占国际产业分工制高点的主力军，在产业发展方面双管齐下。在制造方面，一是充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甚至过度保护的方式阻止竞争对手出现；二是充分利用金融资源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掌握定价权，利用金融手段兼并收购竞争对手。在利润分配方面，通过修改贸易规则，控制财富分配的流向。这方面最新的例证是，2015年10月由600家跨国公司巨头主导的TPP谈判。

　　我国工业发展如果想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中抢占制高点，实现创新驱动，需要从提升工业标准掌控能力、改进金融支撑体系和改变国际产业分工规则三方面同时入手。

　　实施创新驱动 建设制造强国

　　从国际经验看，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一国工业化进程经历了从比较优势到绝对优势的发展路径。从加工贸易到资本品出口，属于比较优势阶段；从资本品出口到工业标准和无形资产（知识产权）等的输出，属于绝对优势阶段。

　　比较优势阶段依靠要素投入，实施低成本战略，以投资规模扩张为主，以量取胜；金融支持主要以债务融资为主，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是现有规则的接受者。绝对优势发展阶段依靠创新驱动，实现差异化竞争，以控制工业标准为制高点，既有市场份额的量，也有创新带来的利润。绝对优势发展阶段以技术和管理为龙头、金融创新为支撑的发展路径，在外部需要构建有利于本国工业发展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规则体系。

　　中国工业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面临一些深层次挑战。一是从 “硬实力”来看，中国企业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技术、管理问题，还有对行业标准制定的失控。二是从支撑产业发展的金融体系来看，现有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对实现创新驱动支持力度欠佳。当前，我国工业企业受制于利润不足，内源融资有限，在资本结构上主要以负债融资为主，资产证券化等流动性金融创新工具缺乏。三是从“软实力”来看，既有的国际贸易规则和金融规则，对提升中国工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不利。

　　我国工业发展实现创新驱动，需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努力。首先，从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软环境”入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金融规则。“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自由贸易区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等，在贸易和金融规则制定方面，有利于构建中国工业发展实现创新驱动的良好外部环境。

　　其次，继续对内逐步放开利率市场化定价机制，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我国工业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构筑良好金融支撑体系。

　　再次，积极整合产业标准。在国家层面，我国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产业竞争，需要建立更高层级的工业化标准管理机构，为我国工业发展占领制高点提供制度支撑。在企业层面，鼓励以兼并收购等优化措施，强化产业整合，做大做强主力军，推进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最后，从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认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我国工业的发展阶段从要素投入比较优势阶段，演进到创新驱动的绝对优势阶段，需要大力发展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社会信用体系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完善社会征信体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金融创新才能规避系统性风险，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衍生品工具才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在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要通过信用体系和工业标准体系的双重输出组合拳，稳步推进国际范围的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