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杨心恒先生，是2005年4月27日下午南开大学在范孙楼为刚刚逝世的费孝通先生举办的追思会上。我对那次追思会印象比较深刻，一是因为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推动建立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是费先生生前致力的重要工作，因此追思会上南开师生那种深切的悲痛与缅怀之情十分感人。再一个是因为彼时我刚到《南开大学报》编辑部实习，那次追思会是我第一次以一名实习记者的身份参与的活动，协助编辑部的一位资深记者记录这次活动的概况和发言内容。我所学并非传媒类或文史哲类专业，但因个人的兴趣，对这个领域颇有些向往，所以对这份实习工作十分珍惜，加之对老一辈南开学人非常敬仰，因而我较为细致认真地聆听、记录了追思会的一些细节。

　　一

　　我虽然没见过费先生，但追思会上那些与费先生共事的老教授、费先生指导过的学生，也都是我十分敬仰的前辈学人，聆听他们对费先生的深情回忆，让我觉得费先生的精神世界仿佛离我们并不太遥远。其中，杨心恒先生的发言令我印象很深刻。

　　杨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后来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改革开放后参加由费孝通先生主讲的社会学暑期讲习班，在费先生指导下编写社会学教材《社会学概论》，为南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多方奔走，并协助费先生推动在南开大学等高校建立社会学系。杨先生得费孝通先生亲炙，对费先生晚年学术活动与思想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先生驾鹤西去，学生万分悲痛。”追思会上，杨心恒先生满怀深情地追思缅怀恩师的人格风范和学术思想，其中特别谈到了费先生的晚年学术思想之转变，并撰挽联曰：“一代宗师，驾鹤西去，独留巧思传千古；九州学子，追思先贤，惟以人本济万民。”杨先生那略显颤抖的声音，令我记忆犹新。

　　二

　　2006年以后，我开始负责《南开大学报》副刊的编辑工作，这样便有幸正式认识作为校报副刊资深作者的杨心恒先生。几番往来过程中，杨先生多次提到费孝通先生对他的影响，而他尤其推崇费先生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论。我逐渐了解到，杨先生在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梳理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

　　经由我编辑，杨先生在《南开大学报》副刊发表了《费孝通文化自觉论探源》《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说说文化相对论》《斯人去犹在》等学术随笔、散文。这些文章阐发了费先生文化自觉论之要义，以及杨先生对于费孝通先生晚年学术思想转变之缘由的理解。杨先生认为，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代宗师，费孝通的前半生是功能论者，代表著作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而其后半生逐步转向人本主义，在功能论与人本主义之间“允执其中”，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其晚年最突出的贡献是创立了文化自觉论。这个理论被一些学者尊崇为一种文化哲学理论，杨先生认为其要义是“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知道它的来源和意义，知道它的精华和糟粕、长处和短处”，其目的是正确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民族、民族与民族、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建立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人类文化体系，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社会理想境界。

　　杨先生不仅大力推崇、传播费先生的文化自觉论，而且时常运用文化自觉论观察、分析社会问题，可谓文化自觉论的力行者。

　　2010年，南开大学某知名老教授在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对当时社会上一些倡导国学、设立国学一级学科的现象提出质疑，并反问道：“倡言者把儒家文化说得那么棒，可是怎么没有把中国比较早地引导到现代化的道路？”《南开大学报》也转载了此文。对于这位老教授的部分观点，我不敢苟同，但是对于他的耿介直言与敢于质疑，我十分佩服。转天，杨先生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对这篇文章及社会上的这两种态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社会对孔学的争论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全面恢复孔学，另一个极端是全面否定孔学，而杨先生对以上两种观点都不同意。“我持中庸态度，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杨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声明自己“不参加他们的讨论”。

　　之后，杨先生撰写了一篇杂文《孔子不倒霉 〈孔子〉倒霉》投给《南开大学报》副刊。经我编辑，这篇大作很快发表了。孔子因为被后世许多人曲解、误解（比如2010年热播的电影《孔子》），因此有人认为孔子“很倒霉”，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杨先生则在他的杂文中认为，是电影《孔子》倒霉，而不是孔子倒霉。因为孔子是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拿他作为题材拍电影，首先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是拍娱乐片呢，还是拍思想教育片？演绎孔子人生可进行艺术创作的空间很小，所以拍不成娱乐片。假如拍成思想教育片，那人家会说，还不如直接读《论语》。在这样的两难选择中，编导徘徊其间，所以是电影《孔子》倒霉了。孔子满腹经纶，周游列国宣传学说，即便到处碰壁、哪怕别人说他像丧家犬，他依然故我，坚守理想，没有灰心。孔子以其思想之博大精深，“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所以能够流传两千多年而不衰”。他宣讲仁义、忠恕、中庸、孝悌、诚实、守信和以德治国等思想的主旨，是实现社会秩序和稳定，“所以孔子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可以继承和发展的”。

　　杨先生后来还引用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论阐明自己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他说，“各美其美”，就要知道本民族文化之美究竟在何处。一个民族的文化，从思想到行为式样，表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精神世界。“就中华民族而言，精神文化主要来源于儒、道、佛三家……这是中国文化的美好之处，中国人当‘美’自己文化之美。”

　　费孝通先生曾在《暮年漫谈》中说，自己从小接受“新学”培养，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缺乏基本训练的知识分子。费先生晚年在回忆自己的老师时，总觉得同老师相比差了很多。因此，他晚年常重读老师的作品以为“补课”。这大概能从侧面体现费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论的思想动因。

　　当然，杨先生主张，文化自觉的终极目的是要达到人类和宇宙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除了“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吸纳外国文化中的优良部分，还要“美美与共”——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优秀文化要互相交流、借鉴、吸纳，最终理想是“天下大同”——建立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体系。

　　2014年“世界读书日”活动期间，为倡导本校师生多读书、读好书，《南开大学报》副刊推出“好书共赏”栏目，邀请多位知名教授向读者推荐阅读书目，其中杨先生推荐了费孝通先生的《文化的生与死》。他认为，这本书充分阐述了费先生的文化自觉论，可谓“微言大义”。在近500字推荐语的末尾，杨先生加了一句英文“The Consciousness of Culture is Windows of Fei’s.”他在来稿的附信中对我说，这句英文大意是“文化自觉是费氏视窗”。为何没用中文表达？杨先生说：“因为是小老儿（作者按：指杨心恒先生本人）的‘独创发明’，没敢用中文表达，英文也不知道弄得对不对？删去也行。”后来这句英文在报纸排版时被删除了，因为编辑部讨论后有这样的考虑：有关编辑规范的文件要求，中文出版物中的英文应该翻译成中文表达，尽量避免一本书中英文混用的情况，且杨先生本人没想好如何表达成中文，也同意删除。另外，既然“费氏视窗”的定位是杨先生对于文化自觉论的独到理解和发现，或可等将来杨先生有专文论述再正式发表也不迟。

　　关于“费氏社会视窗”，杨先生曾在2014年4月22日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最近我看了习近平主席在欧洲学院的讲话，讲到国际交流，说了许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这使我又想起‘文化自觉’，并与世界上所有使用计算机的人都装Windows联系起来，于是产生了Fei’s Windows on Society: Consciousness of Culture。这与美国人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是不同的，更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我想用《文化自觉——费氏社会视窗》为题，写篇文章。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后来，他又来信对“费氏社会视窗”解释说，“美国学者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成为美国人看世界的窗口……然而亨廷顿的‘社会视窗’不适合中国。中国有中国的‘社会视窗’。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论就是其中一个。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又了解西方文化的费孝通先生当然不同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认为，他创立的文化自觉论可以作为观察世界的窗口”。他又说，“知道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就知道它为什么能够成为观察社会的视窗了”。遗憾的是，转年（即2015年）杨先生因身体原因长期住院。在杨先生逝世前，他这个将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论定位为“费式社会视窗”的独到见解，没能够以专题文章正式发表。

　　三

　　作为一名跨越法学、哲学、社会学三大领域的学者，杨心恒先生执着于关注、思考国家与社会发展前途命运。晚年的杨先生勤于笔耕，而杂文作品最能体现他的忧患意识。他曾说：“杂文不是学术论文，杂文说话更直，也更生动，但是并不违反历史事实。”杨先生的杂文无意与人争辩，那些看似“东拉西扯”的信笔闲话，纵横恣肆、妙趣横生，读罢往往能让人在会心一笑之中得到启发和思考。为学之广博加以文笔之通透，使得杨先生的杂文作品颇有社会影响。

　　如他在1999年发表于《社会》杂志的作品《名人效应的那一面》，曾获得报刊杂文金奖和第十届中国新闻奖。再如他于2008年3月21日发表在《南开大学报》副刊的《大学 大楼 大师》一文，结合他50多年来的亲身经历，针砭教育界时弊，深受读者好评。报纸发行当天，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资深教授熊性美先生特意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评论道：“早晨翻报纸，看到周报副刊发了杨心恒的文章《大学 大楼 大师》，谈了一些问题，谈得不错。这么多年了，周报的面孔终于有了一些改变，终于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作为一名南开老教师，作为周报老读者，我感到很高兴。”

　　杨先生的杂文能言人之不敢言，“志在激浊扬清”。2010年的一次来稿，杨先生对于文中一些关键的观点、必须保留的段落，在信中郑重说明：“其中有论及唐山地震的一段话，我打了黄色，请不要删除。如果审阅时删除这段，那就不要发了。”后来又说：“我敢在校报发表，说明我说的都是实话，问心无愧。我的同辈人如何评论，我不在乎。只在乎对后来人能有启发，多动脑筋，思考问题。”

　　当然，也因为杨先生有些杂文随笔词锋颇为尖刻锐利，有时部分不涉及主要观点的词句在编辑审稿过程中被删去了。我作为责编，难免要就这些被删节的词句向杨先生作一些解释，请求老先生理解包涵并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而杨先生听完我的解释，总能谦虚地接受。

　　如杨先生有一次在信中跟我说：“我从网上看到了你发的拙作，有些‘牢骚’话被去掉了，我能理解。能这样发已经太不容易了，谢谢你。不过这样一被去掉，我的涵养就被拔高了，其实我真的没有那样高的觉悟。惭愧！”随着往来的深入，工作上的互相了解，杨先生对于我们的工作多抱以理解的态度，并作一番自我批评。如他在2010年3月22日的一封来信中说：“有些时候，我的观点也有偏颇之处，不宜锋芒毕露，所以经你润色有好处。”

　　四

　　杨先生很关心鼓励晚生后学的成长。2011年4月25日，我的一篇追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李世瑜先生的小文《忆李世瑜先生二三事》在《中老年时报》上发表，杨先生读到后转天即来信：“承金：很高兴看到你在昨天的《中老年时报》上发表写李世瑜的文章。李先生是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是我的前辈，是一位研究天津民俗与社会团体（会道门）的专家，有真才实学。可惜一辈子生不逢时，没有很好发挥他的才能，可惜呀！”杨老在信中对这篇小文鼓励道：“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并针对小文和我的编辑工作提出两点意见：“‘想象得出，面前这位老人壮年时引吭高歌，又该是怎样一种气度！’最好改为‘那是何等气度！’‘怎样一种’是分类，没有高下之分，‘何等’加在形容词之前，起着强化形容词的作用。另外，我在写杨敬年的文章中，有‘在熟人家的牛棚里囚了一宿’，《中老年时报》和大学报发表时都把‘囚’改成‘住’，意思就有点不一样了。‘囚’是北方方言，读第三声。我特请教了薛宝琨先生，李（世瑜）先生若在世，他也会同意用‘囚’的。”这番批评让我十分受教。

　　对于《南开大学报》副刊的工作，杨先生总是以鼓励为主。2007年9月《南开大学报》迎来复刊1000期的时候，杨先生应邀为千期特刊撰文《南开人读南开报》，文中提到副刊时说：“我看得较多的是综合版（副刊），因为杂文、散文、随笔、诗词、歌赋都登在这版，间或也有研究报告在这里发表。我管这版叫抒情版和成果版。人是有思想感情的，接受外界刺激，有所反应，总想以各种文学形式抒发出来，这对作者和读者都有好处，《南开大学报》就提供了这个抒发感情的地方。最近看到一位年轻人在《南开大学报》第4版上发表的一篇散文，境界很高，构局巧妙，语言朴素，读了之后，浮想联翩，心灵受到一次洗礼。”后来，不止一位学生作者读到杨先生这段话，就问我：“杨心恒先生说的那位‘年轻人’，是不是我呀？”我统一答复道：“应该是，应该是。”得到这样的答复，学生作者心里美滋滋的。而我作为责编，也因为工作上得到鼓励而感到很高兴。

　　对于像杨先生这样年逾八旬依然笔耕不辍的老作者，曾有青年学生请教保持旺盛精力持续写作的秘诀。杨先生答曰：“我的学术生涯中有三次‘转业’。第一次是从法学转入哲学，第二次是从哲学转入社会学，第三次是从社会学转向文学。前两次转业都是在青壮年时期，最后一次‘转业’（如果说还有‘业’的话），已是六旬以上的老人了，没有十分刻苦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如果有人问我治学有什么经验？答曰：老实、认真、刻苦。”

　　杨先生平日还喜欢写一点旧体诗词，写一点毛笔字。过年时，他会将自己用毛笔写的新年贺卡，拍照发给友人、学生，笔者也曾有幸收到过。杨先生的书法从技巧而言，功力虽不及一些著名书家，然而用笔清健，颇有学者的独特气息。不过他总自认为是“老干体”，“拿不出手”，这是老一辈学人发自内心的谦虚。

　　每当杨先生有文章发表在《南开大学报》副刊上，他总会到编辑部来取样报，不让我们给他送，“反正遛遛弯儿就顺便取了”。杨先生住在龙兴里小区，对于年届八旬的老人来说，这一趟路不算近。2015年的一天，杨先生又来取样报。聊起天来，杨老自叹：“最近文章写得少了，毛笔也很少动了，老了，手时常发抖。”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大约从那时候起，杨老身体状况便一直不大好。

　　不过杨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南开大学报》副刊，并不时向我推荐新的作者。我收到的杨先生最后一封电子邮件，是他在2017年7月17日为南开大学1977级哲学系校友武斌先生的散文《我的心留在了南开》写的推荐信。信中写道：“承金：你好！我因病很久不和外界联系了，昨天1977级社会学班同学传来哲学系1977级毕业生武斌的回忆录，对南开情真意切，我受感动。现转发给你，看看下学期大学报版面有空时能否发表。”武斌先生是辽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因了杨先生的推荐，我们报纸又多了一位优秀作者。

　　2018年春节正月初一，我给杨先生发拜年短信，未见回复。心想也许杨先生在忙着与家人团聚，那过几天再去拜访杨先生。没想到，正月初五（2月20日），突然在南开大学主页看到“著名社会学家、我校社会学学科重建的重要发起人杨心恒教授因病于2018年2月19日11时50分逝世，享年86岁”的讣告。我的大学同学、商务印书馆编辑宋伟兄跟我说他也见到了讣告。于是，我们相约一同到杨先生家中吊唁。杨先生不仅是工作上给予我大力支持的资深作者，而且他的学问、人格也给了我很多的启迪和教益。杨先生不仅致力于传承发展费孝通先生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学问，而且还继承发扬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绝不曲学阿世的风骨。失去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我心中十分悲痛，特为杨先生写了一副挽联：“正气千古，丹心永恒。”杨先生生前曾因其大名有时易被人听错记错而撰写杂文《“心脏病”与“恒大烟”》以自嘲，先生若九泉之下有知，是否会认为这副嵌名联有所“拔高”？

　　杨先生一生淡然看待荣誉，拒绝别人“拔高”自己，然而历史终将会记住他。201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报》以“2018逝去的背影”专题向2018年逝世的50余位学人致敬，其中有一代通儒饶宗颐先生，也有我所认识的南开的学术大家倪庆饩先生、杨心恒先生。编者按写道：“他们的溘然长逝，是学界的巨大损失。他们身上所展现的这个时代的学者风范，将被我们永记与怀念。身为学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更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生命总有尽头，但学术思想可超越生命，获得永恒。他们为后人留下的精神与财富，如春风化雨，必嘉惠学林。传薪有斯人，我们定当追随他们的脚步，在求知求真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信哉斯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