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读书，常看到“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类的话语。长辈告诉我，这是形容那些没有知识只有蛮力的人的，并教导我努力学习，有了学问，就不会成为那样的人了。我当时深以为然。

　　长大之后，读了些书，也“混入”了学者的队伍，少时的信念却渐渐地动摇了。因为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告诉我，学者其实也有头脑简单的地方，即使是知名学者也不例外。

　　有的学者缺乏起码的生活常识和生活自理能力。我国西北地区已故的一位著名教授（名字恕我不在这里说出），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考证细致而闻名学术圈内，但却无法弄熟一餐简单的饭菜。妻子去世之后，女儿只好把照料老父的责任接了过来。但女儿还有工作，要经常外出。担心父亲在她外出时吃不上饭，她特地买来了面条，并告诉父亲先烧开水然后把面条放下去，再煮一会儿就熟了。但这位教授还是饿了肚子，因为他把水烧开之后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面条放到水里去。他反复比画，但无论是横着还是直着或者竖着，面条都比锅要长许多，无法全部放入水中。经过长久的“研究”，他仍没找到解决的办法，只好采取那最简单的办法：不吃。

　　再举一个著名历史学家狄奥多·毛姆森（Theodore Mommsen）的例子。这位历史学家是古希腊罗马史的权威，能够徒手画出公元前5世纪时的雅典。“他走到黑板前，不用任何笔记，就把5世纪时这座城市的规划勾勒了出来；接着他又把各个庙宇和公共建筑的位置以及某些著名井泉与园林的坐落地点一一指示出来。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把《菲德诺斯》（Phaedrus）的环境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出来。在引述了苏格拉底询问李西亚斯（Lysias）住在何处，菲德诺斯回答说他与伊毕克拉替斯（Epicrates）住在一起那一节后，毛姆森指出了伊毕克拉替斯的宅第的可能位置，并解释说，经文上说的‘摩里求斯（Morychus）曾经住过的那所房子就在奥林匹斯山神庙宙斯庙附近’。毛姆森接着又把苏格拉底和菲德诺斯沿爱利苏斯（Ilisus）河而行时，所选择的那条路线的地图勾画了出来，而且还指出了他们停歇和进行过对话的可能地点，这是一处生长着‘高大梧桐’‘宁静幽僻的所在’。”在场听讲座的人无不被他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所震惊。然而，就是这位对古雅典了如指掌的学者，对他自己居住的城市威廉敏娜却一无所知，没有仆人的陪伴与指引，他甚至找不到回家的路。渊博与简单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的学者不谙世事。据载，近代学者乔大壮写了一篇文章，一位国民党要人看后改了几个字。这在某些人看来，正是提高自己声望甚至结交权贵的绝佳途径，但是乔大壮却不买账，当面质问道：“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文学教授，各自有一行，如若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行不行？”据说，当时对方哑口无言，只得再把文章改回去。读这条轶事的时候，我真为乔老先生捏了一把汗。很明显，稍微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人，都不会像他那样做。

　　许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如鱼得水的学者，置身社会往往不知所措。陈景润是大家熟悉的一个例子。陈景润名声大振的时候，社会上盛传他的轶事。其中一则说他一天坐公共汽车，售票员少找了他几分钱，他硬是再坐了公共汽车回去找到那个售票员，维护了自己应得的权益，但所花的车费却远远超过了要回的钱。然而，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桥归桥，路归路，车费是该出的，零钱是该找的，事情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这件轶事后来被陈景润自己所否认，他说即使他当时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时间。我相信陈景润的说法是真实的，但我也真的认为，类似的事在陈景润身上肯定发生过。而且，这也不是什么丑事。

　　不少学者由于长期从事某一专业，形成了固定的见解和思维方式，并进而发展成一种思维定式甚至学术偏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的领域重要，只有自己的理论正确，只有自己的方法对头。有些导师不能容忍自己的研究生持有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这在业内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这并不一定是由于导师心胸狭隘，而很可能是由于他真诚地认为，学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作为导师，他有责任为学生把关。

　　我在北师大读博士的时候，曾遇到一位研究古代文学的访问学者。此位老兄特别推崇考据，总是引经据典，认为论证考据才是真学问，才有真价值，其他的学问特别是理论，都是“狗屁”。我与他争辩说，第一，考据只能挖掘过去的东西，不能创造新的东西，而社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创新，因而，创新比考据更重要。第二，任何经验的东西都必须上升到理论的层次，没有理论的指导，人类的一切有意识的活动都是不可能的。第三，从历史看，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伟人，大都是以理论的创新而见长，很少是以考据的深厚而名世的。他无话可说，只好认输，但几天之后，我们碰到一起，他又大谈起考据来。真是叫人哭笑不得。由是观之，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不一定是由于文人们的品行，也可能是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所导致的思维定式。这种定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头脑的“简单”。

　　自然，学者的简单与愚人的简单又是不同的。它不是由于缺乏知识而造成的智力不发达，而是由于过于专注某一方面而无暇他顾；不是由于智力低下而无法了解这个世界，而是由于时间精力有限而与世事有所隔膜。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学者的简单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特别是当某些学者因为长期从事某一专业，形成某种思维定式甚至学术偏见的时候。这时，学者的简单的确有可能成为妨碍自由思想、压制不同学术观点、阻碍科技进步的根源。对于这种简单，我们应该反对，应该尽量避免。但对于因专注于某一领域无暇他顾而形成的简单，则应该理解，甚至是提倡。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红楼梦》中借用了“任凭溺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之典。人的时间与精力总是有限的，而知识则是无限的。面对无限的知识，学者要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除了放弃其他方面而专注于某一方面，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样，他就无法不简单。所谓“大智若愚”，是否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

　　一位将军曾经说过，军人的头脑需要简单。如果战场上的冲锋号响了，你还在考虑冲锋的各种后果，考虑家中的妻儿，你还能做好指挥吗？其实，学者何尝不是如此？因为只有简单，才能深入，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如果在做实验的时候，一心想着柴米油盐；在写文章的时候，一心想着如何得到编辑的青睐；在进行科研的时候，一心想着得出的成果能否获奖；如果你不把全部精力投入学术研究之中，而是热衷于编织各种关系网络，钻营于名流权贵之中，活跃于升职评奖之时，你还能成为一个好的学者，还能在专业上大有作为吗？这样做，你是不“简单”了，甚至可能有名了，“爬上去”了，然而你也可能平庸了，做不出真正的有价值的学问来了。全才总是寥若晨星，遍地可见的都是偏才。是成为简单但杰出的学者，还是成为复杂但平庸的“名流”，就看自己如何选择。

　　我们曾经批判“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认为持这种思想的人不关心现实与生活。但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真谛不是引导学者远离社会，而是要求学者抛开各种世俗的考虑，把时间与精力集中到学术本身上来。如果不是为学术而学术，难道还要为职称而学术、为金钱而学术、为成名而学术、为官职而学术？或者仅仅把学术当作“终南捷径”？

　　自然，要学者选择简单而杰出，就要有鼓励学者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机制与环境。如果学有所长的学者仅仅因为在某些方面“简单”，就在评职称、待遇、晋升等方面遇到重重障碍，利益总是受损，处处都“吃不开”，甚至受到批评，那么，大家恐怕都会争先恐后地去做“复杂”但平庸的学者了。“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学者们也会这样做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因为学者虽然简单，但并不愚蠢。

　　一千多年前，韩愈写下著名的《马说》，提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学术方面也是如此。愿做简单而杰出的学者的人常有，使这样的人脱颖而出、扬眉吐气的机制与环境也要有。否则，这些潜在的“千里马”可能像韩愈悲叹的那样会老死在马棚中。这种赏识“千里马”的机制与环境，便是中国学术界之幸，也是中华民族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