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树青先生

　　因为史树青先生是姑母的大学同学，所以我称呼他为“史伯伯”。他是我非常喜欢和尊敬的长辈，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史伯伯长得慈眉善目，身体胖胖的，走路慢慢的，一向待人平易，总是笑容可掬，但对于“鉴宝”却一丝不苟。

　　记得1974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下午，我在我家“后街”——复兴门内大街（西长安街延伸部分）与佟麟阁路相交的路口附近，遇到了正好要去我家的史伯伯。我陪他走进我家东院墙外“小胡同”，这是一条可以从长安街直接通往察院胡同中部的小巷子，长度10米左右，宽度无法二人并行，所以俗称“小胡同”，进到察院胡同往右侧一拐，便是我家大门。

　　正要走上我家大门台阶时，史伯伯却踟蹰不前围着地上的一张纸转起圈儿来，嘴里还不停地嘟嘟囔囔。我定睛一看，原来地上有一张折叠的、有些残破的纸，看上去隐约是张地图。史伯伯口中仍在不停念叨着：“这是谁扔的？”“这么好的地图，怎么就扔了呢？”“这是哪一年的？”转了好几圈儿后，他慢慢地弯腰从地上捡起了那张地图，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张当时最新版的《北京城市交通图》而已……

　　2006年8月，姑母带我同去史伯伯家探望他，一起前去的还有一位台湾的中年女学者。听那位女学者说：一直想去拜会史先生，据说史先生现在身体不太好，他的夫人既不允许他外出，也不允许他接听电话，更不让别人去他家看望……但姑母给史伯伯家打电话时，刚一报上姓名，史夫人就把电话交给了史伯伯。史伯伯听闻家姑母要带我们去他家，非常高兴。我们在他家时，他给我们讲述了不少他经历过的“鉴宝艰辛”。临别时还赠送了我一张他收藏的“汉代瓦当”拓片，而且是我们去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

　　溥任先生

　　1996年2月27日，我曾陪姑母与溥任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地点是位于北京后海的“宋庆龄故居”。溥任先生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弟弟，辛亥革命后改名“金友之”，他相貌敦厚，寡言少语。1947年，他得到父亲载沣的支持，于后海的醇亲王府开办了北京竞业小学，依靠变卖家产维持，后将学校交予国家，自己先后任教于西板桥小学和厂桥小学，直至70岁才退休。退休后，致力于清史研究，并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政协委员。

　　陪同溥任先生一起在现场等候的还有三个人，实在是记不得姓名了。姑母与溥任先生握手寒暄。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那座摄政王府——醇亲王府，亭台楼阁，湖石假山，那时我才知道这座府邸最早属于康熙朝大学士纳兰明珠（纳兰，即叶赫纳兰，正黄旗），纳兰性德（明珠之子）就成长在这里。此宅后为和珅所占。晚清时，因光绪帝是醇亲王之子，此府邸便被赐予醇亲王，后来的宣统帝及其兄弟皆出生于此。

　　与我和姑母从天津同行前往的还有一位时任日本九州产业大学教授的横山永三先生。横山先生是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先生的弟子，曾是日本国立山口大学的教授，是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当时，我和横山先生分别带着两所大学的学生们正在南开大学短期留学。横山先生听到姑母要我陪同去北京会晤溥任先生的电话，便也随我们去了。

　　当天，我请大家在什刹海银锭桥旁的烤肉季吃过午饭后，我们返回了天津。

　　文怀沙先生

　　1981年召开的“杜甫学会”第一届年会，姑母应邀参加，大会放映了一部介绍杜甫的影片。整部影片都配有杜甫诗的吟诵，姑母觉得吟诵的声调极好，就向人询问吟诵者是谁。后来范曾先生告知，吟诵者是文怀沙先生。范先生还陪同文先生到姑母下榻的宾馆中相聚。文先生曾当面为姑母吟诗。

　　1999年12月31日上午，文老到察院胡同祖居来拜访叶先生。那天我也在家中，遂与文先生相识。两位文学大师在东厢房内，从金圣叹评才子书谈起，各抒见解，火花碰撞，正巧从日本回京过年的我直听得酣畅淋漓。畅谈了足有两个多小时，文老方才离去。虽然我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用录像机录像，还不时腾出一只手用照相机照相，但由于事情来得实在太突然，录像带不够用，未能将两位大师对谈的内容尽数记录下来，照相机上的时间“年月日”也没设定对，事后一再懊悔不已！

　　此后，叶先生与文老除了共同出席一些学术会议外，还通过我有过多次著作赠答。因为我很喜欢和爱戴文老，每次回京，只要是文老方便的时候，我都会去看望他，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多年来，叶先生一直倡导和呼吁延续中国诗词的吟诵传统，并且主持着一个有关中华诗文吟诵研究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曾经数次对我说及特别希望能够获得文老吟诵《离骚》的录音。

　　2018年初，文老因在北京的居所永安宾馆改建，而暂时移居到日本东京其长子家中。5月上旬，姑母特意让我从福冈前往东京看望文老，并带去问候。我是上午10点半左右到达的，陪文老聊天聊了许久，直到下午1点半才与文老共进了午餐。临走时，文老将弟子空林子女士所著诗集交由我代转叶先生，并约定等到6月份我再到东京看望文老，届时他将为叶先生吟诵《离骚》录音。5月下旬，我飞到天津，将书转交给姑母，姑母也将一册《独陪明月看荷花》（叶先生的诗歌创作选集，英文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作为答谢交由我带回日本转呈文老，扉页上写的是“书中诗词皆为译者所选，非我本人自选；固不值方家之一哂也。迦陵”。但不幸的是，文老未及收到此书，便于6月23日在东京病逝了，享年108岁。我是在23日上午接到空林子女士打来的电话得知的消息，立即向姑母作了汇报。

　　姑母闻讯便书写了一篇悼文，用电邮发给了在福冈的我，并遣我搭乘第二天（24日）的航班飞往东京吊唁。悼文的内容是这样的：“惊闻文怀沙先生逝世，无任震悼。犹记当时八十年代中，我被邀前往成都参加杜甫学会首次年会。在大会放映之《杜甫传》之影片中，第一次听到文老吟诵。以为其对诗歌中情意之体会，与音声之传达，皆非一般人之所能企及。而今文老离世，真令人兴‘《广陵散》从此绝矣’之叹。”

　　其实，在旁听了叶先生与文老的那番对谈以后，我曾产生过一个念头——这一代大家都已上了年纪，虽然身体看起来都还比较健康，却不知何时就有可能“驾鹤西去”。尽管这些大家都有著书立说，但感觉类似这样的“对谈”会更好，更精彩，因为这样能够碰撞出火花来，会有神来之光闪现，应该尽快录制下来，做一档抢救性的电视节目，那将为后人留下一笔多么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啊！我当初设想的是：请叶先生作为“主谈”，每期请来一位大家对谈。比如，请叶先生与文怀沙先生对谈“屈原与《楚辞》”，与冯其庸先生对谈“《红楼梦》中的诗词”，与范曾先生对谈“诗词与书画”，与杨振宁先生、陈省身先生对谈“科学家与诗词”……我曾向一些出版社、电视制作机构等谈起过、呼吁过，但最终未能实现，以致成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