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爱好大概是天生的，比如我对于书的热爱。

　　小时候，家里并没有什么书。父亲说，他的书在20世纪60年代末都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得了一百多元钱。按当时的物价折算，应该有不少书。80年代以后，家里经济条件有所好转，父亲陆续购买了一些传统文史图书。到了晚年，他才有安定的环境和余暇阅读这些他喜好的文史图书。这是他历经磨难困苦的一生中难得的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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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小学是在70年代，当时除课本外无书可看，我似乎对连环画都没有印象。1977年上初中，我突然就显露出对书的热爱。镇上供销社的一位退休职工利用书店的书办了一个借书处（书店属于供销社），我应该是最忠实的读者。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借书处全靠我才得以支撑下去。初三时，班里有一个图书角，书很少，我把那里所有的书都看完了。

　　我也经常去镇上唯一一家书店。所谓书店，只是供销社的一角，书也不多。书店是闭架的，只能隔着柜台远远地望，有时请服务员拿出来看看，但次数多了服务员便不耐烦。自己买书，也是在初中开始的。那时，家里经济条件还不好，我并没有零花钱，实际上也不需要零花钱，但只要我提出买书，父母总是很支持。

　　从初中开始到现在，买书也有差不多40年时光。我没有统计过自己有多少书，大概不到一万册吧，并不算多。其中多数是我工作所需，还有一些业余消遣的读物，线装书只有几种，没有什么珍本、善本。现在藏书数万册的学者不在少数，十数万册的也不乏其人，并且不乏珍本、善本。无论是书的数量，还是珍稀珍贵程度，以及对购书的痴迷程度，我都不足道。但敝帚自珍，这些书是我的最爱，每一本书都有我的回忆。

　　年轻时，逛书店、书摊、书市是我的一大爱好，一段时间不去就觉得生活缺少了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出现了不少自发的书摊。这种书摊我逛得最多，也最期待。当时，我住在五棵松路北金沟河附近。每到周末，附近的永定路从复兴路口往北到金沟河数百米距离，道路两侧摆满了书摊，都是就地摆摊，颇为壮观。后来，先后迁移到玉泉路、八宝山等地，书摊越来越少，最终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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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这些书摊是我的爱好，当时还是单身，几乎每个周末都去。这么多的书摊，弯着腰或蹲下去一家一家看过去，实在很累，但就算没有购书，也觉得愉快，何况购书还不少，好书也不少。比如，我曾经花10元淘到《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下两册，分别以2元、5元、2元三次配齐《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三册。

　　品相不好是地摊购书常有的遗憾，不过我并非藏书，并不太在乎品相。90年代，我还常到北大及附近逛书摊，淘到不少好书。印象最深的是，在成府路一地摊以10元购得1936—1940年的《浙光》杂志30余期，系浙江地方银行编辑出版，上面居然有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藏书章。社科所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辗转到长沙、衡阳南岳、桂林阳朔、昆明、李庄各地，其图书还曾暂存贵阳花溪等地。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1952年底迁回北京后，经济所又几经搬迁。这些杂志随社科所、经济所经历了战火和多次搬迁，不知何时何故又从经济所散出，见到时真是惊喜莫名。虽然我当时的研究范围并不涉足民国经济史，且因经济有限，很少购买近现代史方面的书，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当即买下。

　　其他地方的书摊，我也曾专程前往。有一次，专门去东郊某集市内的书摊，购得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的回忆录《韧的追求》。某次我从西四环的金沟河前往位于东四环附近甜水园的北京图书批发市场。当时，地铁一号线只到复兴门，更没有六号线，记得是从定慧寺（那时还没有定慧桥）坐公交车到某地，转9路车到金台路终点，再步行到图书市场，路上花了很长时间。在图书市场，见到若干简陋的平房，转了一圈，感觉不佳，也可能是因为路途疲劳。只记得买了一本影印的书，印象中这个市场好书不是很多。2002年后，我在甜水园住过8年，图书市场后来改建为大厦，与我家近在咫尺，经常顺便进去，但大概只买过三五本书。

　　著名的潘家园，我去得并不多，1996年后的购书目录，发现只去过十余次，购书五十余册，大多为普通常见书，好书并不多。盖因我不能像一些淘书者在凌晨两三点到达，等我到潘家园时，已九十点钟，好书早已被人淘走。不过偶尔也会遇到好书，如1998年澳门基金会出版的《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一八八七—一九四六）》，在内地实属稀见，却在潘家园以5元购得。某次，在潘家园见到有经济所经济史前辈聂宝璋先生的资料卡片出售，摊主开价500元。500元现在不算什么，但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力不能购，心中甚为惋惜，怅然而去。

　　著名的琉璃厂，原来也常去。90年代初，中国书店在此办过几次书市，拿出很多库存，场面火爆。有人从外地打飞的来购书，一些藏书家和爱书人多购得宝藏，至今津津乐道。我无意藏书，也无力藏书，每月区区百十来块工资，有何财力藏书？每次只能力所能及地购置一些专业书和业余消闲的书。后来，中国书店的旧书价格大涨，就几乎不去了。倒是近年几次路过和平门，便顺道去中国书店逛逛。

　　2016年5月14日，我陪儿子去北师大附中参加小升初特长生初测，顺道在中国书店琉璃厂店以100元购得《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该书出版于1966年2月，几乎全新，以现在的旧书行情，并不算贵，为吴承明先生担任主任的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之一种。该丛刊共七种，我仅缺此书，真是意外之喜。

　　当时，在店里还看到了经济史前辈章有义、宓汝成、从翰香几位先生的藏书出售。章、宓两位是经济所的前辈。据说，50年代初，从先生也在经济所工作，所里的经济史曾有划归近代史所之意，她遂先行过去，但经济史最后并未划归近代史所，而她也未回经济所。每见前辈学人一生所聚藏书散出，我总是不由心生伤感。

　　2016年，科学出版社编辑李春伶女士向我征询出版经济史资料，我建议出版这套“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并建议纳入15种相关的图书，并应邀撰写出版推荐意见和序言。2018年，新版“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出版，总共收书22种，精装2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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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书市我以前每届必去，或去不止一次，也总有收获，不过已好几年不去了。出差时，也会抽时间去当地的书摊、书店，有时也能淘到一些书。购书后对书稍加整理，置于书架，看着好不容易淘来的书，不觉满心喜悦。每次看到这些旧书，都能回忆起年轻时淘书的快乐。现在旧书价格大涨，虽然收入也增加不少，但按现在行情，有些旧书我是不会购买了。我有在扉页记下购书时间、地点的习惯，若干年后或许成为这个城市书摊兴衰的雪泥鸿爪吧。由于居所狭小，购书已比年轻时减少，并且基本上是网络购书，方便是方便了，却少了很多淘书乐趣。不过，我依然会在书上记录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某网某某书店。

　　我手里的书，有的只在购入时翻过，有的只用以备查，有的认真读过，也有少数包含了我的研究成果。我的一套《明史》，是在杭州大学读本科时购置的，当时并没有看过。直到1986年9月，我进入南开大学，跟随恩师郑克晟教授读明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才开始认真通读《明史》。除天文、五行、历法、礼、乐等志外，其他的都逐页逐卷地认真研读了，做了许多标记，书中还夹了很多小纸条，以至于很多册书都鼓起来不少。研读过程中，还写了一些小札记。

　　当时，四人一间宿舍，有一位家在天津的同学并不住，我们三人便各据房间一角，每人配一个亮黄色的小书桌。我当时的台灯灯罩是桔黄色，在这样的氛围下读书，感觉是很温馨的一件事。那时候，我生活简单，心无旁骛，专心读书，现在很是怀念那段读书时光。郑天挺先生曾一再强调“精读一本书”，建议精读《明史》，可以对有明一代历史有一个整体了解。我正是在郑老哲嗣克晟师的指引下，通过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得以初窥读书治学门径。

　　我有不少师友的赠书。看到这些赠书，就使我想起前辈的鼓励关爱，同辈朋友的勤奋精进，年轻一辈的后生可畏。我的书架上，摆放着经济所前辈方行先生的三本论文集。其中，《封建经济论稿》和《清代经济论稿》是方老师生前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论稿》方老师未能看到它的出版。承方老师错爱，这三本论文集我多少都参与过编辑出版过程。此外，我还有一些方老师的赠书。

　　我并不是方老师的入室弟子，方老师晚年嘱我替他办一些杂事，他的一些文稿也多赐我先睹为快。方老师是我接触最多的前辈之一，也是在为人和品格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方老师身体素来健康，2014年9月底不慎摔了一跤，10月4日晚遽然去世，我深为震悼。看到方老师的三本论文集和他赠我的书，想起方老师的治学为人，想起方老师生前对我学术上、生活上的诸多关怀，我心里总是很难过。2019年，经济所庆祝建所90周年，其中一项内容是出版“经济所人文库”，我自荐承担《方行集》的编辑，力求展现方老师的学术体系和学术精华。这也许是我能为方老师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我购买过不少学者的散文、日记、回忆录，以及回忆研究晚清至当代学者、学校、学术机构的书，很喜欢这类书，有的书读过不止一遍，有空就拿起一本翻翻。读这类书，即使随便翻翻，内心也充满了愉快。从大的方面，可以观察学术史；从个人角度，可以学习前辈学人道德文章，嘉言懿行，常常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叹。

　　这类书中，我最熟悉的是《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前者是我与孙卫国兄所编，其中的文章读过多次。对后者的期待，超过了十年，其出版后即认真读过一遍，此后也时常翻阅。2018年3月，在“郑天挺先生新刊遗著发布会”上，我就此作了发言。之后，以《西南联大独家史料，一代学人心路历程——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题，发表在报纸上，颇得好评，并由中华书局的俞国林兄推送微博，不到24小时阅读量即达到27万。这当然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由于读者对郑老的敬仰。郑天挺先生是我最敬仰的前辈学者之一。余生也晚，我并没有见过郑先生，但我几乎读过所有回忆纪念他的文字。每次读到这些文字，都让我敬仰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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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书架上还有几本烹调书。1989年6月底，我进入经济所工作，即入住集体宿舍，至2002年才搬走。宿舍在五棵松附近某干休所一栋筒子楼（8号楼）的二三两层。从1988年开始，经济所、农发所、工经所、财贸所及哲学所等都曾分别租用，大概到2010年代为止。

　　干休所的食堂饭菜很简单，我们就在筒子楼的公用煤气灶上自己烧菜做饭。由于每层楼只有一个煤气灶，每到晚上排队做饭时，经常会发生一些趣事。那时，我对烧菜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买了一些烹调书来学习。后来，也能做几样家常菜，味道还凑合。书架上的这几本书，让我回忆起集体宿舍简单、艰苦而快乐的单身生活。“五棵松”，已经成为我们集体的美好回忆。

　　今年春节前，当年五棵松的兄弟姊妹还聚了一次。一位已成为投资人的兄弟说，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光，生活简单，无欲无求。聚会前，我专门回了一趟8号楼，在大院门口遇到现在北师大的胡必亮教授。他在农发所工作时，是与我同住的舍友，也是专门来此寻找回忆的。8号楼现已被拆除半截，其余部分也不再住人，楼门封锁，我俩只能在楼外看看，拍了一些照片，心中充满了怀念。后来得知，回去过的还不止我们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