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毛诗序》《文心雕龙》分别是论述乐、诗、文的理论著作，尽管所论对象不同，但在某些基本理论观点上有一致之处，如三者的教化功能、内容与形式、美善标准等，皆体现了儒家一以贯之的美学标准。

　　在论述乐、诗、文的产生源起时，三作均强调了“心”的作用，表述了心感于物而发的本源思想，对由“心”到“乐”、到“诗”、到“文”的形成过程亦作了具体而微的概述。

　　《礼记·乐记》《毛诗序》可解为“人之心”，《文心雕龙》可解为“天地之心”。所谓“天地之心”，盖指与“天、地、人”并称“三才”中的人，言人为“天地之心”，含义大不同。因“心”的含义不同，乐、诗、文三者形成的路径有一致之处的同时，又有细微的差异。

　　乐的根本在人心感于外物而发，若没有外物的刺激，则难以成音成乐；诗者，在心时为“志”，以“言”的形式而“发”则成为“诗”；文者，“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人与天地并称“三才”，“天地之心”既实有，那么则可以立言，言立则“文”就呈现了，乃“自然之道”。

　　“乐”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声到音然后成乐的过程。“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是说人心为外物所触动，将这种触动以声的形式表达出来，不同的声相应和，产生了高低的变化，具备了一定的曲调，形成了音。然后，“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排列不同的音，伴以干、戚、羽、旄等不同的舞具，就形成了乐。乐是由音而来的，根本在于人心为外物所感，当然，由所感而发为声音，也经历了一个“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的过程。

　　诗的产生过程，亦有相类之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由内心的情志所引发的，存在于心里的情志，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成为“诗”。这相对于乐的产生要简单一些，乐需要经历由声到音然后成乐的过程，而诗只要在内心中有情志的东西，形诸于言即可成为诗。所以，对于“诗”的形成来说，内在的情志非常重要，须“情动于中”，这一点与乐的本源是一致的，即“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诗与乐的外在形式又有相通之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当诗的形式“言”不足以酣畅表达内在的情志时，就咏叹诗歌，进一步歌唱之，再进一步手足舞蹈之。这充分说明了诗与乐、舞作为表达人的内心情感，在功能上的一致之处，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都围绕“情”而展开，均起源于“情动于中”。

　　稍有差异的是，诗所要表现的一方面是“情”，但另一方面更有“志”，要表达的内容更丰富和深刻一些。在内心中能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既包含情感，亦可包含志向，总之是在心中蕴蓄已久的。所以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或许比“由声到音到乐”一开始就有着更为成熟的“情志”的成分。

　　文在形成的过程中，首先是人为“五行之秀”，乃“天地之心”，接着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作为“天地之心”的人既产生，则（圣人的）语言就产生了，语言产生，那么“文”即可明现了，这也是自然之道。同“此盖道之文也”相应，此为“人之文”，都是合乎自然之道的。

　　再者，从自然“动植”之文，推衍到“人文之元”。像动植物这些没有意识的事物，都富有文采，那么人乃有心之生物，怎么会没有“文”呢？进而将“人文”的本原推及到了“神理”，即《文心雕龙·原道》结语所言的“道”。“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指《文言》所体现的所“言”之“文”，是“天地之心”——人的反映。同理，既然为“天地之心”，《河图》《洛书》亦神理，无人堪承担之。同样强调了“天地之心”为“文”的本原，比《礼记·乐记》《毛诗序》所强调的“人心”要抽象和玄妙得多。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天地之心”虽实体为人，但承载或传达的是“天地之道”，是在天地运行中起中心、枢纽作用的“道”？这种“道”，只有圣人才可以得之。这是较为宽泛的对于“文”产生的理解。

　　《文心雕龙·情采》将“五音”亦置于“文”的概念中，谓之“声文”，而将“辞章”之文，谓之“情文”，并且强调为“神理之数”，是“道”的体现，同样显示了广义的“文”的概念。

　　综上，“乐”与“诗”的产生都是人心感于物而发，虽然其形成过程有差异之处，但都是起源于人的“情”，都是为了充分展现或抒发人的情感；而“文”所承载的是“天地之心”，实体为人，本质是通过人所承载或传达的天地运行的“道”，是由圣人得之而阐发，包含作为“辞章”的“情文”，亦包含“五音”“五色”等天地间有文采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