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而今，电视机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且基本上都彩电化，黑白电视几成“文物”而不易觅得了。退回到几十年前，电视机可是稀有物件，每台电视机也都会有一点自己的故事，回想起来也真有点意思。

　　1961年，电视机刚出现不久，不要说私人，连公家单位都难得买到一台。那一年，正赶上北京举办第26届世乒赛，这样大规模的赛事之前国内还没有过，加之全国上下乒乓热空前高涨，北京人的参与意识又特别强烈，人人都想一睹大赛盛况。能弄到一张门票进入赛场当然好，进不了赛场的就想方设法找有电视机的地方看直播，那也比听广播电台现场播报强。

　　那时，我们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组（我参加的是唐弢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集中住在中央党校南院，周围没有一台电视机。正着急时，王瑶先生主动邀请我们去他家看，我们才知道他家里有电视机（当时是16寸苏制台式电子管黑白机），都高兴得叫起来。

　　看男子团体决赛那天，编写组除了唐弢、刘绶松、刘泮溪等几位老先生不在列，年轻人里除严家炎一人忙着写稿未参加，其余樊骏、吴子敏、许志英、徐乃翔、黄曼君、蔡清富以及我等数人，吃过晚饭就赶到王瑶先生在北大中关园的住所。

　　师母杜老师见我们来，一面热情招呼，一面赶忙向邻居借小板凳。电视机前，王瑶先生一家人加上我们以及几个邻居家小孩，大大小小近二十来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随着不断出现的精彩场面欢呼惊叹。那天最精彩的是中国选手徐寅生大战日本选手星野的十二大板扣杀。徐寅生一板一板地扣，我们和场内观众跟着一声一声地喊。最后，中国队逆转局势获得冠军，我们拍手欢呼，那真是荡气回肠，快意无限。

　　看完比赛出来，末班车早已收车。我们一行人从中关村步行绕经北大南门回中央党校住处，差不多要走一个多小时。走在深夜的马路上，大家兴高采烈，各抒胸臆，没有一丝睡意。现在想来，那还真有点“青春作伴”“挥斥方遒”的劲头。

　　进入60年代中后期，电视机虽不像前些年那样是稀有物件，也还是匮缺商品，拥有的人家仍然非常少。当时，我们年轻教师住在由学生宿舍改用的筒子楼里，每家住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不久后，陆续有一些老教师被“勒令”从他们原来住的几居室搬到我们楼来。于是，钟敬文、陶大镛、高羽等名教授就成了我们的邻居。高羽是政教系的教授，夫人颜一烟是名作家，电影《八女投江》的编剧。有意思的是，他们虽搬居斗室，仍舍不得“扔”掉他家的电视机。这在我们整栋楼住的百余户人家里，是仅有的一台。

　　有人为了能上他家看电视，“老高”“老高”叫得颇亲热；一帮小孩就更不管许多，吃过晚饭就拿张小板凳急着往他们家跑，抢个好位子看电视，个别孩子有时更从高家碗厨里偷拿馒头吃。虽然当时粮食定量，但高羽夫妇心肠好，一般都睁只眼闭只眼，并不认真，偶尔和人说起，也是一笑带过。

　　这里要说到我的故事。当时别说电视机难买到，就是有卖的我也买不起。但我又极想有一台自己的电视机，既为我，更为了孩子。怎么办？当时，我有一外语系朋友是业余电子爱好者，用现在的说法叫电子发烧友，虽然外语专业水平不高，但玩电子却是高手。他给自己攒了一台电子管电视机，显像管比巴掌大不了多少，但效果不错，看过的人都很赞赏。他见我有兴趣，主动提出帮我攒一台。

　　于是，他带着我跑旧货市场，跑一些工厂或实验室的仓库，东拼西凑搜寻得一些旧电子管元件，没花多少钱也给攒了一台。我又请一位会木工活的学生做了一个电视机外壳，便像模像样地看了起来。当时，正好赶上周恩来总理逝世，几家邻居还来我家一起看了十里长街送别总理的情景。很快，不少同事朋友知道了我家里有电视机，他们自然又新奇又高兴。

　　80年代初，电视机生产多了起来，虽然商店里不易见到，需要凭票供应，但比起过去总容易多了。但人们的眼光要求又提高了，不太满足于小屏幕的黑白单色，谁家有台大尺寸“带颜色”的电视，那又是一种档次。

　　那时，我在做唐弢先生的助手，常去他在永安里的家。一天，见他客厅里原来那台旧电视机换了一台，机箱虽不很新，屏幕却非常大，几乎相当于一般办公桌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屏幕的电视机，着实有些惊讶。唐弢先生笑着打开电视让我看，说这是他长子雨门到香港出差从旧货店淘来的。雨门知道父亲喜欢看足球，大屏幕电视机看比赛效果好，所以不顾千迢路远，费大力气把它弄了回来。电视机原是酒吧舞厅之类娱乐场所淘汰下来的，雨门因为是学工科，懂技术，拿回来修理修理就可用了。

　　听了这些，我被雨门世兄的孝心所感动，同时也为像唐弢先生这样全国知名的作家学者，不是买不起这样的电视机，而是国内生产水平跟不上，只好委屈使用人家淘汰的旧货，不免有些感慨！

　　现在，我国电视机产量、销量、规格、质量已走在世界前列，产品也远销国外，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实可谓今非昔比了。